从3.84万亿到7万亿：体育产业的破局之道与未来机遇
王裕雄指出：“体育产业有其独特运行规律，当前中国体育市场也具备自身特殊性，这就要求众多体育产业业态若想实现盈利，必须创新商业模式。这种创新通常体现为两种模式，一是通过打造融合性消费场景，将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收益；二是培育新的价值增长点，而这往往聚焦于无形资产的挖掘。”
2025年9月出台的“31号文”——《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7万亿的新目标。2025年12月末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产业总产出为3.84万亿元。过去的增长实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尊重并顺应产业规律、坚持做正确的事与走正确的路，是推动体育产业持续增长的核心经验，这一原则在未来仍需坚守。
2026年1月6日，第十二届体育大生意年度大会于北京召开。体育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发表了题为《体育产业的新阶段、新动能、新机遇》的主旨演讲。
他强调：“体育产业有其独特运行规律，当前中国体育市场也具备自身特殊性，这就要求众多体育产业业态若想实现盈利，必须创新商业模式。这种创新通常体现为两种模式，一是通过打造融合性消费场景，将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收益；二是培育新的价值增长点，而这往往聚焦于无形资产的挖掘。”
体育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裕雄
体育产业的本质：“弱经济性与强外部性并存”
王裕雄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方向，他表示自己属于熊彼特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冒险与创新特质。因此，他十分乐意与企业家们探讨体育产业与经济领域的前沿话题。
在分析体育产业未来机遇与发展动力之前，王裕雄回顾了其过往发展路径。他首先提出“体育产业如何穿越周期”的问题，指出与房地产业等已历经完整周期的产业不同，中国体育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与快速增长阶段，尽管期间受到疫情等冲击，但整体未经历典型且完整的产业周期波动。
通过监测私募市场融资数据，王裕雄梳理了2014年后中国体育产业的资本流动轨迹。数据显示，2015年体育产业融资额开始显著增长，并在2016年达到峰值，随后迅速进入下行通道。他指出，体育产业的资本周期虽受国民经济与资本市场大环境影响，但其上行期相较于文化产业等其他领域更为短暂。与资本市场这种“冲高回落”现象相对应，许多体育产业从业者在2017年左右开始面临困境，甚至出现“体育产业不是真正的产业”“靠情怀支撑”等消极言论。但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王裕雄并不认同这些悲观观点，他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从业者尚未完全掌握体育产业规律，未能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
王裕雄认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通过实践积累与试错调整，一批深谙体育产业规律的企业家已逐步成长，这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至今最宝贵的成果，其价值甚至超过产业规模与增加值的增长。
那么，为何在中国探索体育产业商业模式如此艰难？王裕雄团队的研究得出两个关键结论：一是体育产业自身具有“弱经济性、强外部性”的独特经济特征，具体表现为诸多体育业态在坪效、时效、人效等经济指标上表现较弱，同时又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即其产生的带动周边消费、提升区域活力、促进健康等效益大量外溢至其他社会领域，自身却难以完全获取这些收益，这一特性在全球体育产业中普遍存在；二是受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影响，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与参与强度相对偏低，对于面向消费者的线下体育企业而言，意味着市场渗透率低、客单价低，欧美市场中简单的消费端商业模式在中国往往难以盈利。
中国体育市场盈利关键：以创新突破双重约束
正是上述双重约束，导致直接照搬其他产业或海外成熟市场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容易“水土不服”。王裕雄强调，中国体育市场若要实现盈利，关键在于“创新”——必须通过创新打破这两种约束，构建独特且可行的商业模式。
从实际案例来看，无论是“体育+”的融合创新，还是对无形资产的深度开发，本质上都围绕两件事展开：一是将外部性内部化，例如通过设计融合场景，把体育带来的周边效益转化为自身收益；二是创造并培育新的价值源泉，即无形资产。
他举例说明，在分析青少年体育培训企业时，可简单按商业模式追求“低忠诚度”或“高忠诚度”来划分，后者尤其依赖品牌等无形资产的构建；场馆运营也可分为依赖坪效的模型和依赖冠名权、包厢长期租赁等无形资产的模型。这些创新努力，都是为了在弱经济性与低消费水平的双重压力下，探索可持续的盈利路径。
王裕雄认为这些创新努力总体上是成功的，他用一组对比数据佐证：在欧盟，体育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符合其“生活型服务业”特征，也与经济学中的“鲍莫尔病”现象一致——即经济体快速发展过程中，生活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往往滞后于工业；而中国体育服务业却呈现“极高”的劳动生产率。
王裕雄指出，欧盟的低劳动生产率模式是“正常”状态，中国的高效率恰恰是特殊创新的结果，这意味着直接移植欧洲相对简单的商业模式到中国无法存活。他认为中国体育产业在低消费水平市场环境中找到自身商业模式，是一项“伟大的创新”。
体育产业：新阶段开启，新机遇涌现，新动能集聚
随后，王裕雄将视角转向未来，阐述他理解的“新阶段、新机遇、新动能”。关于“新阶段”，随着“十五五”规划的推进，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并将持续进行深刻调整，政策层面已明确提出促进服务消费，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快速演变。他展望十年后的社会场景：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将大幅减少制造业就业人数，留在制造业的人员因资本密集度高、边际贡献大，工资水平会较高，消费能力更强；同时，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将使生活型服务业需求急剧增长，大量人员将在服务业就业，这需要包括体育服务业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此外，“投资于人”成为国家战略，而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身心健康，离不开体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由经济结构转型、收入提升与人力资本投资共同驱动的新阶段已拉开序幕。
关于“新机遇”，王裕雄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居民体育参与度与消费水平的预期增长，这将从根本上改善体育市场基本面，让体育生意“越来越好做”；二是体育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与均衡发展，过去十年中国体育产业虽增长迅速，但结构不平衡，参与性业态（如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占比从2015年的2.4%快速升至2024年的9.1%，发展迅猛，而竞赛表演活动占比仅从1%缓慢增长至2.1%，发展相对滞后，体育制造业转型速度也慢于整体制造业。当前各界重视“赛事经济”，正是顺应了体育产业均衡发展的需求，这种结构调整过程本身蕴含大量市场机会，中国体育产业正从过去的单轮驱动转向参与消费、竞赛表演与制造升级等多轮驱动的新格局。
关于“新动能”，王裕雄认为最大动力仍是“创新”，即延续过去十年打破约束的供给侧创新路径，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新趋势。这种创新将更多体现在新产品、新场景上，尤其是线下融合、线上线下融合以及虚拟与现实融合等场景创新。
他以线下融合创新为例，详细阐述了三种创新机制：一是“市场中（组织外部）的融合创新”，即通过举办赛事等活动，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带动周边商业主体形成融合生态，如赛事带动当地餐饮、住宿消费；二是“契约机制下的融合创新”，即体育主办方为实现外部收益内部化，主动与酒店、餐饮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契约明确利益分享；三是“组织内部的融合创新”，即企业自身提供融合性产品，例如地中海俱乐部这类度假村，其核心产品已不是单纯住宿，而是包含运动指导、社交活动等在内的综合体验套餐。
展望未来趋势，王裕雄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市场中的创新”时空范围将不断扩大；二是“组织内部的融合”将成为重要趋势，未来会出现更多市场主体，其核心产品本身就是体育与旅游、文化、健康、教育等业态深度融合的产物。因此，尽管创新本质仍是融合与价值创造，但其实现机制与规模将呈现更深入的新特征，为从业者指明了努力方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育大生意”（ID：sportsmoney），作者：盛意，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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