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流行去村里“看房”，年轻人踏上寻根之旅
今年夏天，贵州旅游异常火爆，人们纷纷走进侗寨，在那被时光赋予独特韵味的木头房子间，追寻如诗如歌的生活。
花桥上，几位侗家老奶奶一边刺绣，一边拉着家常。桥下河水潺潺流淌，妇女们弯腰清洗着蓝色布衣。寨子的小广场上，两三个孩童追逐嬉戏，后面还跟着欢快的小狗。
如今是贵州侗寨备受青睐，此前福建土楼、湘西吊脚楼、江门碉楼等传统民居也曾先后成为人们旅行的热门目的地。游人带着好奇去打卡别人家的老房子，可很多人离开后，连侗寨和吊脚楼的区别都没弄清楚。
这里是贵州榕江大利侗寨。
华丽的宫殿和壮阔的庙宇，有大量丰富的古建文献，也有很多通俗易懂的音视频介绍。然而，中国传统民居的介绍却长期局限在艰涩的学术圈里，普通人往往只能用“冬暖夏凉”“天人合一”等简单标签来笼统描述。
B站高分纪录片《中国民居》回归，其第三季陆续在多个平台上线。这一季的前两集，摄制队深入贵州多个侗寨，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侗寨的建筑特色，还讲述了当地人齐心协力建造鼓楼的动人故事。
近日，新周刊采访了“中国民居”项目发起人齐胜利和纪录片导演莫政熹，探讨了《中国民居》第三季，以及他们对中国民居的观察与思考。
侗寨虽好，但想建砖房?
《中国民居》第三季开篇聚焦近年爆火的贵州侗寨。从百名村民上山采伐原木，到掌墨师用鲁班符号给柱梁编号，再到工人利用轮滑杠杆组装木屋……随着镜头推进，侗族房屋的建造过程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
在掌墨师的指挥下，工人们协力支起新建木屋的主要框架。
掌墨师是贵州侗寨建筑的核心人物。民房、粮仓、花桥和鼓楼等建寨必备的四件套，都由掌墨师设计并监制，他们的名字甚至会永远留在主梁上。
本季第一集里，摄制队采访了高增侗寨的一位老掌墨师。从主路进入寨子的花桥是他的设计作品，从他家里望见的鼓楼也是。这位掌墨师向摄制队展示自己的“作品集”——他与自己设计的侗寨建筑的各种合影，半世纪下来积攒了厚厚几大本。
随后，齐胜利问老人是否想过把自家的木房子改成砖房。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有钱的话，我也想建砖房。”那座寨子里大部分民居已改建成两三层的红色砖房，传统木房子目测仅剩不到5%。
在乡村，现代砖房正逐渐取代传统木屋。
类似拆旧民居盖砖房的情况，齐胜利在过去六年的走访中屡见不鲜。起初他感到悲伤，后来也慢慢接受了。他认为：“我们无法阻止这种改变，但要想办法减缓它，或者提供其他选择，让村民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从传统木房到现代砖房的转变幅度太大，未必是传统民居更新换代的最佳方式。
随着贵州村超、村BA带来的巨大流量，贵州侗寨游的热度持续攀升。相应地，侗寨里民宿、咖啡馆纷纷兴起。在新一季影片中，可以看到老房子旁新建了现代厨房和卫生设施，取代了过去与牲畜圈相邻的室外旱厕。
齐胜利觉得，新旧更新是传统村落发展的自然现象，不应强求“百分百的原始状态”。毕竟，侗寨建造所用的木料大多取自当地杉木，多则百年少则几十年就会自然更新。
片子中第二集拍摄的大利侗寨，他认为是贵州侗寨里保存较好的。这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与村民的约定：新建或者重建房子的上部结构必须保持传统木构。
大利侗寨的房屋肌理保护得很不错。
齐胜利说：“只要能保持木构形式，甚至内部用混凝土结构、外面包木材，我觉得都可行。关键是不能破坏村落肌理。”所谓“肌理”，就像人的骨架。原本骨骼、肌肉、脂肪比例匀称，如果新修的建筑过度挤占原有的道路、广场等公共空间，把“骨架”撑大，就会变得畸形怪异。
找到那处老房子，就寻回了“根”
民居不仅影响着传统村落的外在模样，还紧密连接着居住者的内在精神。
第一季走访福建土楼时，齐胜利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具象化的“寻根问祖”。土楼里有个习俗，男孩出生后的胎盘会用香炉灰包裹，埋到厨房门轴下方的深坑里，再用青石板压住。只要土楼在，人与母体相连的物质证据就会被保留。看似普通的门轴，俨然成了身份认同的基石。
对于一些人来说，“寻根”或许只需转身回到近在咫尺的厨房；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寻根”可能要跨越万里、历经数年。
第三季第5集讲述了江门华裔林爱莹的十年寻根故事。林爱莹是美国华裔，她的爷爷曾在江门老家修建了一座别墅和一座家族祠堂。经过十年努力，她准备了十几厘米厚的材料，打了多场越洋官司，才获得家族各后人的法律授权，得以回到江门重修家祠。
林爱莹站在爷爷出资修建的老宅内。
她是女性，按照宗族惯例，本不该成为继承者；她不懂中文，回到从未去过的家乡，四处碰壁；她没什么钱，站在野草高过人头的祠堂前，不知从何开始修缮。尽管常年生活在海外，但她骨子里依然有着中华民族对“家”的执着。
在各方帮助下，那座家祠重获新生，得以按照对待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式修复保存。协助家祠修复的五邑大学教授谭金花说：“遗产是一个纽带，重建她跟她祖籍地之间的关系，重燃对家乡的归属感和期待感。”
过去三季拍摄中，《中国民居》导演莫政熹发现，这种对家乡的归属感在国内年轻人身上也越来越常见。第三季介绍青海藏族黑牦牛帐篷时，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一到山间牧场就笑得格外灿烂，对路边野花、天上白云都赞不绝口。
这是《中国民居》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返乡年轻人。
莫政熹说：“有些年轻人的想法挺出乎我意料的。他们真心愿意回到爸妈生活的地方，想在小时候长大的村落继续生活。不会因为大城市发展好，就一心向往。”
在B站打开《中国民居》，密集的弹幕扑面而来——“我的家乡，欢迎大家来看看！”年轻网友把对乡土的自豪都打在了公屏上。
前两季《中国民居》在网络平台放映后，在豆瓣收获8.2的高分。不少中学生一开始在地理老师的推荐下打开链接，后来就深深着迷，持续追更。一些网友观看后，还会特意到拍摄地旅游，实地打卡片中的民居，甚至入住当地民宿深入体验。
古城景区遍地，家今何在?
年青一代对乡土的思念从未间断，但村落的变化却清晰可见。
接受采访时，莫政熹拿出一张浙江丽水茶园村的合影，近百名村民聚在村边高地，齐刷刷抬头看着镜头。这是摄制队近年拍过的一处空心村，照片里的村民大多搬到附近的乡镇，还有人移居到城市工作生活。
齐胜利接过合照，不禁感叹：“背景的老房子又少了几栋。”没有了人气，老房子也失去了继续“坚守”的动力。
这是浙江丽水茶园村的村民合影。
据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统计，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比例约为57%，深度空心村占全部行政村数的近三成。在城市化与空心化的双重压力下，莫政熹感觉有生机的传统村落越来越难寻。
大部分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村落，往往被资本过度介入，变成了按套路改造的景区。莫政熹感慨道：“它们把村民‘赶走’再翻新，最后变成一个主题乐园。建个建筑，安排些工作人员表演，但和生活脱节，难以展现真实的东西。”
如果只是介绍青海藏民黑牦牛帐篷的材料和搭建，摄制队找个“标本”就行。但他们不想只做科普展示。莫政熹说：“我们尽量挑选还有生命力的地方，那些不像博物馆里被玻璃框起来的东西。”摄制队宁愿翻山越岭，也要把藏族家庭在帐篷下的成长体验传递给城市里的观众。
黑牦牛帐篷见证了家的代际延续。
齐胜利分享了约二十年前路过福建土楼的经历。当时土楼还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一圈圈的圆形夯土墙内已人去楼空，出现不同程度的坍塌。这样的场景触动了他，促使他发起“中国民居”项目。
齐胜利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我认为民居是最具代表性的生存条件，也是一种生存文化的载体。民居应该是我们认知里最有价值的部分。”
过去六年来，摄制团队走访了全国多地的传统民居和村落，记录了千姿百态的家与人生：地坑院主人蔡大爷、寄望孩子走出大山的丹巴大嫂、守护乡土建筑的清华学者陈志华……在人与建筑的关系里，影片留存住那些正在消逝的民居，也让人们反思逐渐被淡忘的生活价值。
老农蔡中华将一生倾注进土地里，这份深沉的感情让网友深受感动。
在日常旅游中，我们为什么喜欢打卡别人家的房子呢？表面上是因为古村的天际线、木屋的细节和仪式的热闹很符合社交媒体的传播点，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在城里，我们习惯了被电梯和房间限制的日常，追求效率与舒适。而在《中国民居》镜头中的侗寨、土楼、黑牦牛帐篷里，人们依然和邻里友好相处、与土地紧密相连。
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过“恋地情结”，人类会因特定的地方产生深厚的情感归属。民居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让这种“恋地情结”变得具体可感。我们看《中国民居》，不只是看建筑的物质形态，更是通过房子与土地的连接，去想象人类可能拥有的另一种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九行Travel”，作者：晓洋，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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