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思益事件背后：明星带货潜藏的信任危机与责任迷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骨朵网络影视，作者：GuDuo骨朵编辑部

4月1日，央视的一则报道震动了娱乐圈与直播圈。

名为“澳洲优思益”的保健品牌，对外宣称是澳洲原装进口，年销量达数百万瓶，长期占据天猫叶黄素品类销量榜首，却被央视彻底揭露真相。所谓的墨尔本工厂地址，实地查看竟是一家汽车维修厂；品牌故事是虚构的，国际奖项是花钱购买的，站台的专家和网红是雇佣的，甚至“诺贝尔成分”也是虚假宣传。该产品实际由国内代工生产，连保健品必备的“蓝帽子”认证都没有，本质上只是普通食品。

就是这样一个精心包装的“假洋牌”，依靠众多明星和网红的背书，销售额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赵露思、曾舜晞先后担任品牌大使和代言人，伊能静、李若彤、章小蕙、陈妍希、明道等人参与直播带货，头部直播间“与辉同行”更是创下1000万至2500万的销售额。

消息曝光后，消费者的愤怒从品牌方蔓延到涉事明星身上。他们拿着高额代言费，在镜头前声称产品“亲测有效”，却连品牌底细都未核实，消费者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明星的信任背书为何成了假品牌的“保护伞”？

如今，被牵连的明星纷纷发布声明道歉、退款、解约，但事件并未轻易平息。优思益事件暴露的不仅是单个品牌的造假，更是整个明星代言生态中隐藏的利益链条。

高额佣金的诱惑、选品审核的敷衍、出事后的责任切割，每个环节都值得深入探讨。

从“站台”到“种草”：被卷入的明星远超想象

优思益此次翻车引发巨大关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产品本身“知名”，而是其背后构建了完整的明星矩阵。从早期品牌大使到中期代言人，再到后期的直播带货与种草内容，几乎覆盖了当下娱乐圈主流的商业变现路径。

2020年前后，赵露思处于事业上升期，《传闻中的陈芊芊》带来的热度仍在持续，平台曝光度和粉丝粘性都很高。优思益选择与她合作，本质是押注“新晋流量+女性用户”的组合。

当时，赵露思在小红书和微博的推广方式较为特殊，并非直接发布硬广，而是围绕“拍戏熬夜、眼睛疲劳”的生活化场景，分享优思益的使用体验。粉丝看到的不是广告，而是努力工作的女明星推荐的“实用好物”，消费行为在这种自然的叙事中完成。

到曾舜晞代言期间，优思益的品牌策略明显升级，采用更标准的商业代言形式，以降低品牌自身的不确定性。

2024年签下曾舜晞后，优思益配套推出广告片、直播活动和社交平台露出，搭建起完整的“代言人体系”。对消费者而言，“代言人”的标签会让他们本能地认为品牌经过了筛选和审核，显得更“正规”。

真正推动优思益销售规模增长的是直播间。

例如，伊能静的人设是精致生活的长期实践者，当她在镜头前谈及“视觉系统抗老”时，观众自然接受了优思益的护眼产品；章小蕙的直播间以“我用过、我挑过”为选品标准，对粉丝来说，这比检测报告更值得信赖。

此外，李若彤、明道、陈妍希、吴昕等明星构成了覆盖不同年龄层和受众圈层的传播网络，有人主打情怀，有人强调专业，有人突出亲和力。优思益不依赖单个明星，而是通过“人海战术”提升可信度。

“与辉同行”直播间也曾为优思益站台，这类账号以严格选品为核心卖点，董宇辉在直播间讲述检测流程、试用周期和成本投入时，实则为品牌背书。

一个品牌同时进入明星代言、达人种草、头部直播体系，并在各平台布局近2000个带货账号，用户无论打开哪个平台都能看到推荐，自然会认为“产品没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种草内容”的隐蔽性。相比代言和直播，明星网红的种草几乎无门槛，也最难监管。开箱视频、生活记录看似分享，实则是商业合作。这种模糊地带让品牌无需承担明确广告责任即可完成转化，也让明星在出事后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优思益事件的刺眼之处，不仅在于造假，更在于它完整展示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以明星信用为放大器，将不牢靠的产品包装成“无处不在、人人认可”的消费选择。

当信任可以批量生产，问题迟早会爆发。

回应与沉默：艺人处理方式引公众检视

优思益暴雷后，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品牌的去向，还有曾“站台”的明星与主播如何应对负面舆论。

同样是道歉，方式却截然不同。

李若彤反应迅速且直接，售后方案为：不设时间限制、不问产品状态，凡在其渠道购买的产品一律全额退款。章小蕙、陈妍希也采取类似方式，选择“无条件退款”。

伊能静的回应稍显复杂，虽明确退款周期并表达歉意，但网友并未完全买账。因其直播销售额与佣金可观，当收益与风险在时间上错位时，公众更容易放大前者，产生对大主播的对抗情绪。

明道的“30个工作日内联系小助理先行赔付”，以及陈妍希的“72小时内退款”，则处于折中位置，既有明确承诺，也保留处理空间。这类回应或许能维持基本口碑，但难获额外认可。

值得玩味的是“切割型回应”。

曾舜晞工作室在4月2日发表声明，强调合作已结束且无后续关联。从合同层面看没问题，但回避了核心问题：合作期间消费者的决策是否受其影响？

客观而言，曾舜晞的处境特殊，他在2024年底已终止合作，2026年4月央视曝光时，双方合作已结束一年多。时间差使其与仍在合作期的明星情况不同。

但关键在于，消费者的购买集中在代言期内，优思益的多数消费者恰是在曾舜晞代言期间下单。按“谁带货谁负责”的逻辑，这些消费者有权向他追索。

更何况，曾舜晞在代言期间多次出席优思益直播活动，公开为品牌站台，产品出事后，给信任他的粉丝一个交代是天经地义的，而非仅靠律师和合同条款推卸责任。

沉默是另一种应对策略。曾与优思益深度合作的赵露思至今未公开回应。在当前网络环境下，舆论周期短、信息流动快，不回应可能让话题自行消散。

优思益事件像一面镜子，将不同层级、类型的带货者置于同一坐标系：有人强调责任，有人强调流程，有人强调边界，也有人选择不表态。他们究竟将其视为“公关危机”还是“信任危机”？

高佣金与低门槛诱惑下：明星选品的“灰区”困境

优思益事件的讨论已不止于“谁该赔钱”，而是以明星为核心的种草体系能否继续按原方式运转？

保健品类目在带货市场属高佣金区间，分成动辄超90%，对明星和主播极具吸引力。一款标价两三百元的产品，成本占比低，大头被渠道和流量分走。这种分账结构决定了“能卖货者”拥有议价权，产品本身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这也是优思益能短时间内密集投放的原因：无需在研发、资质上建立长期壁垒，只需将预算精准投向“能卖货的人”。

明星拍几条物料、出席几场活动或进几次直播间，收益就相当可观。相比之下，流程严苛的大品牌审核周期长、内容限制多，反而不够“高效”。

问题恰恰出在“效率优先”的选择上。过去几年，明星商业合作形态明显变化：传统代言减少，短期推广、直播带货、社交平台种草等灵活方式兴起。好处是变现路径缩短，坏处是责任边界被稀释。

一条未标注广告的“自用分享”，在商业上是普通合作，但在消费者眼中与代言无本质区别。信任是连续的，不会因合同形式不同而分段。明星切换身份，观众却难同步调整认知。

优思益事件放大了这一问题。

当越来越多明星用“无代言关系”解释与产品的距离，这种说辞逐渐失效。消费者不再只看合同，而是看结果：是否因明星推荐做出购买决策？若答案是肯定的，明星就在链路中承担部分责任。

更关键的是明星的判断标准。

选品本质是取舍问题。微商品牌、小微品牌的风险并非不可识别，而是被明星在高收益面前主动忽略。直白地说，回报明显高于常规水平的生意，大概率伴随更高不确定性。

优思益不会是最后一个出问题的品牌。当选品流程简化为“看报价、看流量”，内容刻意模糊广告属性，责任在不同角色间转移，风险便不断累积。

对明星而言，真正有效的信任修复不在于事后退款速度，而在于事前的筛选标准。

消费者为明星名字买单时，买的不仅是产品，更是对明星判断的信任。若这种信任多次被证明不可靠，再高的流量也难转化为稳定价值。

那些仍在接小品牌、微商品牌高价代言，在小红书发“自用推荐”却不标广告的明星，不妨以优思益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