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虫惊起万物苏，中国古画里的惊蛰生命印记

今日惊蛰，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它在古代被称作“启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提到：“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随着春雷的突然响动，冬眠潜伏的虫兽被唤醒，天地间瞬间恢复了蓬勃的生气。这个节气的三候——桃花开始绽放、黄鹂鸣叫、老鹰化为布谷鸟，每一候都和生命的苏醒紧密相关。而其中最细微、最贴近土地的，就是那些蛰伏了一冬、此刻慢慢爬出洞穴的草虫。

草虫虽然微小，常常被人们忽略，但在文人绘画和民间艺术的世界里，却一直承载着丰富的意义。

画中草虫：细微之处的意趣

在中国绘画史上，草虫是一个专门的品类。五代画家黄筌创作的《写生珍禽图》，是现存最早、最著名的草虫画作之一。这幅纵四十一厘米、横七十厘米的绢本设色画卷上，描绘了二十四只生灵，包括蝉、蜜蜂、蚱蜢、天牛、蟋蟀等十多种昆虫。画中的蝉翼薄得像轻纱，纹理清晰可见；蜜蜂身上披着细绒，仿佛刚从花丛中飞过来；蚱蜢的后腿折曲着，好像马上就要一跃而起。这些草虫虽然是静态描绘，却充满了动势，观者似乎能感受到它们振翅欲飞的瞬间。

《写生珍禽图》

《写生珍禽图》局部

黄筌的绘画技法被后世称为“黄家富贵”，其特点是用笔精细，设色富丽，追求形神兼备。这幅《写生珍禽图》并非完整的创作，而是一幅课徒稿，也就是供弟子临摹的范本。正因为如此，画中每一只草虫都格外工整，足以看出画家对自然物象的深入观察。宋代《宣和画谱》记载，黄筌“以画得名，居处既久，日夕观其神态”，这种朝夕观察的习惯，让他对草虫的形态、习性都非常了解。

宋 吴炳嘉禾草虫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是草虫画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画家继承了黄筌的写实传统，又把草虫与花卉结合起来，形成了“花卉草虫”这一固定画题。传世作品中，《晴春蝶戏图》描绘了十五只蝴蝶翩翩飞舞，翅膀上的斑纹、粉质乃至飞倦稍歇的姿态，都刻画得非常细致；《青枫巨蝶图》中，一只赭黄色的巨蝶从右上侧飞过来，枫叶上伏着一只鲜红的瓢虫，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点，却成为整幅画作的点睛之笔。这些作品大多出自南宋画院画师之手，原本可能是《宋人画册》中的散页，经过数百年的流传，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等处。

《晴春蝶戏图》

宋代画家对草虫的观察，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以《草虫图》为例，画中螳螂举臂相对，蜻蜓振翅低飞，蝴蝶、蜜蜂、天牛、蚱蜢等穿插在其中。每一种昆虫的比例、姿态、活动方式，都符合自然规律。这种细致入微的描绘，不仅是技法的呈现，更蕴含着宋人格物致知的哲学态度——通过观察万物，体悟天地之间的道理。

草虫画在后世不断发展。元代钱选的《草虫图》长卷，把数十种昆虫汇集在一幅图中，各有各的情态；明代孙龙的《花鸟草虫图册》，用没骨法画草虫，别具一格；陈洪绶《春风蛱蝶图卷》所画的山雀、竹枝、海棠、水仙、蛱蝶、怪石、梨花，设色妍丽，富有装饰意味；清代居巢、居廉兄弟将撞水撞粉技法用于草虫，让它们更显灵动。这些作品虽然风格各异，却都延续了宋画的写生传统，把草虫的生机定格在绢素之上。

明 陈洪绶 春风蛱蝶图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近代齐白石的草虫画在画坛更是独树一帜，其显著特征是将工笔草虫与写意花卉结合。他笔下的工笔草虫，无论是蜻蜓翅翼的透明网纹、蝉翼的脉络，还是飞蛾蓬松的绒毛感，都刻画得非常细致。

齐白石 草虫北京画院藏

民俗里的草虫：驱避灾祸与祈求福运

和文人画中对草虫的欣赏态度不同，民间习俗中的草虫，更多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惊蛰时节，万物复苏，蛰虫开始活动，其中既有对庄稼有益的虫，也有危害庄稼、啃噬衣物、滋扰人畜的害虫。因此，民间形成了很多与草虫相关的习俗，其目的大多是驱虫避害、祈求丰年。

陕西兴平一带，惊蛰日有“炒虫”的习俗。天还没亮时，主妇就把玉米倒入热锅，用玉米秆茬子在锅中搅动翻炒。玉米粒受热膨胀，发出噼啪的声响，这时把红纸剪成的“蚰蜒”投入锅中，一同翻炒。蚰蜒是一种多足昆虫，喜欢在潮湿处爬行，民间认为它会钻入孩童的耳朵里。炒熟后，全家人分着吃，称为“吃虫”或“炒蚰蜒”。人们相信，这样做可以把害虫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一年平安。

剪好的蚰蜒

类似的习俗广泛分布在北方各地。山东、甘肃、江苏等地，人们炒黄豆、炒芝麻，噼啪的声音被称为“爆龙眼”，寓意风调雨顺。广西金秀的瑶族人家，把玉米粒称为“虫”，炒熟后放在厅堂，全家围坐比试谁吃得快、嚼得响，认为吃得越快，消灭的害虫就越多。福建汀州一带煮食芋子，芋子光滑，象征毛虫，吃芋子就是除去害虫。这些习俗虽然形式不同，却有着共同的逻辑——以象征性的方式，实现对灾害的掌控。

剪纸公鸡

剪纸是民间艺术中与草虫相关的另一重要门类。河南南阳的农家妇女，惊蛰这天要剪红纸公鸡贴在窗上、床沿。鸡是虫的天敌，有鸡在，百虫不敢进门。陕西的剪纸艺人翟侠鸽，每年二月二剪“纸蚰蜒”，一寸见方的红纸，剪出虫形和多足，形象简约却特征鲜明。剪好后投入锅中翻炒，意味着灾害被消除。

民间剪纸

河南剪纸传承人曾创作惊蛰主题的剪纸作品。画面中，鸟雀啼鸣，农人在田间忙碌，锄头、麦苗等穿插在其中，呈现出惊蛰时节农耕生活的繁忙景象。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并没有出现虫的形象——虫隐藏在土中，隐藏在草根下，隐藏在观者的想象里。这种“以无代有”的处理，恰恰符合剪纸艺术的象征特性。

广西龙胜的瑶族山寨，惊蛰日有舞草龙的习俗。村民用稻草编成龙形，由孩童举着在田埂上奔跑。龙是鳞虫之长，龙出现了百虫就会蛰伏。舞过的地方，田中的害虫便不敢出来糟蹋庄稼。这虽然是一种象征性仪式，却凝聚着世代传承的农耕智慧。

草虫的文化意涵：细微之处见天地

从绘画到民俗，草虫在中国民间艺术中呈现出两种看似不同的面貌。在文人画家笔下，草虫是自然生机的体现，是格物致知的对象，是画家与天地万物对话的媒介；在乡间习俗中，草虫则是需要防范的灾害，是象征性驱除的目标，是保障农业收成的关键。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与关切。

惊蛰时节，草虫出土，意味着大地回暖，生机勃发。对于农耕社会而言，这是一年农事的开端，也是生活节奏转换的标志。草虫虽然小，却是节气的信使，是土地复苏的证据。它们的一动一静，都牵动着人们的感知与情绪。

民间艺术中的草虫，无论是画中精工细写的蝉蝶，还是锅中翻炒的纸蚰蜒，都寄托着人们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画虫的人，用精细的笔触记录生命；炒虫的人，用象征的举动化解忧患。二者看似一个是欣赏一个是驱除，实则同源——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创造，将不可控的自然之力，转化为可以理解、可以应对的生活经验。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了曾云巢画草虫的故事：“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这位画家为了追求草虫的神韵，先在笼中观察，再放归自然，最终领悟到“当我落笔的时候，不知道是我变成了草虫，还是草虫变成了我”的境界。这种物我两忘的创作状态，正是民间艺术最动人的地方。

齐白石画作

惊蛰的草虫，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每逢惊蛰，这些草虫便如期而至，提醒着人们：春天已经深了，万物都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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