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独大”格局或将改写？中国城市竞争迈入多元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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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一家独大”背后的隐忧

破解“一城独大”难题绝非一纸文件就能实现，毕竟这一格局是长期发展形成的复杂问题，涉及资源分配、产业布局等多重深层矛盾，改变它需要长期且系统的努力。

区域经济学者张耀军曾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强省会”模式是中国多数地区的发展常态，除东部沿海少数省份外，中西部地区普遍依赖省会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在经济发达省份，“双核驱动”是常见的城市格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比如广东的广州与深圳、江苏的南京与苏州、浙江的杭州与宁波、山东的济南与青岛、辽宁的沈阳与大连，福建更是形成福州、泉州、厦门“三核并立”的态势。这种多中心模式让省内资源分布更均衡，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福建和浙江的省内人均GDP差距就是全国最小的。

但中西部省份的情况截然不同：银川、长春等省会城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省一半以上，吸纳了大部分资源，形成“一城独大”的局面。“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的初衷是通过龙头带动全省，但现实中往往加剧了省会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导致区域发展失衡。

吉林省曾是“双核驱动”——吉林市作为老省会，产业经济一度与长春不相上下，如今却差距悬殊。一位吉林市籍长春居民说：“二十年前吉林市和长春是省内双子星，现在吉林市的吉化、江北机械厂等老牌企业都衰落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长春就一家独大了。”

数据显示，2000年吉林市GDP（401亿元）接近长春（824亿元）的一半，到2024年，吉林市GDP仅1633亿元，长春则达7632亿元，吉林市之后的7个城市GDP更是只有长春的十分之一左右。人口流动也随之变化：2010-2020年，长春是吉林省唯一人口正增长的城市，吉林市人口负增长17.92%。

图片：第七次人口普查分省人口增长率地图（吉林省）

近二十多年，吉林省的优质招商项目即便最初对接吉林市，最终也多落户长春。这种资源倾斜导致省内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全省整体发展。

陕西的情况类似：西安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拉大了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体量上（榆林人均GDP甚至是西安的两倍），更体现在产业机会、高端配套和文化活动上——西安拥有全省乃至西北唯一的地铁网络、高技术产业集群和大型文化活动。

一位80后宝鸡人回忆：“小时候没觉得西安和宝鸡差别大，宝鸡人民商场和西安开元商场差不多。现在西安和宝鸡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

另一位宝鸡籍大学教师说，她小时候居住的宝鸡石油机械厂曾是亚洲最大采油厂，但如今宝鸡的传统企业衰落，年轻人纷纷涌入西安。“西安的人才政策吸引力强，高新区有很多高技术岗位，比如APP开发，这些在宝鸡根本找不到。”

客观来说，高精尖产业集中在中心城市是经济规律，但发达省份的经验表明，关键是各城市要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比如浙江的杭州（数字经济）、宁波（港口贸易）、温州（民营经济）、义乌（小商品）都有核心竞争力，推动了区域均衡发展。

对人口大省而言，单靠省会无法吸纳所有人口，也难以带动全省发展，因此需要培育更多增长极。安徽支持芜湖是为了带动皖南，四川推动宜宾发展是为了辐射川南，都是这个逻辑。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某种程度上是“省会分权”的激进尝试：四川地域广阔，成都和重庆曾是双中心，但成都作为省会资源更集中，最终通过设立直辖市让重庆获得自主发展机会，这二三十年的发展证明了分权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省会分权很有必要——它能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省会，缓解“大城市病”，让更多城市获得发展机会，实现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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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一城独大”

需要怎样的路径？

现在的问题是，“一城独大”的弊病大家都懂，但落实到行动上却困难重重。

中西部省份的“省会独大”不完全是“强省会战略”的结果，西安、成都等城市的中心地位有历史渊源。有人认为“省会独大”是行政干预的产物，应通过分权让市场发挥作用；也有人认为人口、资金流入省会是市场规律的体现，扶持“副中心”才是行政干预。

事实上，扶持“副中心”更像是“以计划对抗计划”——副中心城市由省里选定，扶持过程必然涉及资源调配和政策倾斜，比如人事高配、事权下放、要素优先配置等。

榆林的GDP在中西部非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但陕西选定的副中心是宝鸡和延安；山东的“双副中心”是烟台和临沂，临沂并非经济最发达的，但考虑了地域平衡和革命老区因素。

湖北2022年筹资2588亿元（含1799亿地方债券）支持武汉、襄阳、宜荆荆三大都市圈建设，这意味着其他中小城市获得的资源可能减少。

武汉的资源集中在湖北一直备受争议，省内其他城市发展意愿强烈。襄阳、宜昌的GDP长期位居中西部非省会前五，湖北是中西部唯一拥有两个强非省会城市的省份。有襄阳网友说：“如果武汉的发展不如襄阳，凭什么当省会？”这种观点反映了对省会优先地位的不满，但政策上维持省会优势又会加剧不公平感。

这里的矛盾在于：资源公平分配未必高效。市管县体制下，市区往往优先分配资源，导致城乡差距拉大。本世纪初推行的“扩权强县”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增强了县的财政实力，但长远效果存疑。

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提到，“省直管县”在浙江效果好，因为浙江县域经济强；但在其他省份，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效果并不理想：

改革前县归市管，合作大于竞争；改革后竞争大于合作，导致县域经济“孤岛化”。欠发达地区的市本就实力弱，改革后区和县分裂，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小马拉不动大车，改革没把小马变大马，反而把大车拆成小车，导致小城镇遍地开花，人口和经济活动分散，无法形成区域中心。”

省会分权的逻辑类似：避免资源集中，但“副中心”模式也可能形成新的层级限制——副中心不能超越省会，更小的城市更难突破天花板。

河南曾确立洛阳、南阳为副中心，但多年来发展不及预期，反而郑州航空港区和周口崛起。郑州航空港区依托新郑机场，聚集400多家物流企业，2024年GDP达1376亿元，增速13%，进出口占全省一半；周口发展内河航运，2024年港口吞吐量达5205万吨，成为淮河流域第一大港，GDP增速9.1%，总量跃居全省第四。

河南的案例说明，城市发展不是靠行政规划就能决定的。义乌、张家港等城市的崛起突破了行政级别限制，义乌甚至反超金华市。这些案例虽难复制，但核心启示是：城市发展不能依赖行政资源，关键是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机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作者：维舟，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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