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立法者的法治悖论

作为《唐律疏议》这部中国古代法典典范的领衔修撰者，长孙无忌本应是唐代法治的守护者，却在权力漩涡中沦为法律的践踏者。他以立法奠定大唐法治基础，又以乱法清除政敌，最终自食恶果，其人生轨迹折射出权力与法律的复杂博弈。

长孙无忌

立法奠基：从《贞观律》到《唐律疏议》

出身关陇贵族核心家庭的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兄与心腹重臣。贞观元年（627年），他奉唐太宗之命，与房玄龄等历时十年修订《武德律》，于贞观十一年（637年）颁行《贞观律》，奠定唐代法律框架。唐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主导修订《永徽律》，并于永徽三年（652年）领衔编撰《律疏》，次年《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颁行，成为后世断案的权威依据。这部法典融合法理阐释与实践规范，被誉为中国古代法治的巅峰之作。

乱法构陷：房遗爱案中的权力游戏

然而，立法者的身份并未让长孙无忌敬畏法律。永徽三年（652年），房遗爱与高阳公主争夺爵位的家事，被他借机升级为谋反大案。他罗织罪名，将房遗爱、高阳公主、荆王李元景、名将薛万彻等打成“谋反集团”，甚至诬陷与自己有隙的吴王李恪参与其中。最终，房遗爱等人被斩首或赐死，李恪含冤自尽，房玄龄灵牌被移出昭陵。此案中，长孙无忌无视《唐律疏议》“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的规定，将法律变为排除异己的工具，关陇贵族集团借此巩固了政治垄断。

反噬之果：从权倾朝野到身死族灭

李恪临终前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终将“族灭不久”。显庆四年（659年），这一预言应验。洛阳人李奉节告发韦季方、李巢结党，唐高宗命许敬宗彻查。许敬宗效仿长孙无忌当年的手段，逼韦季方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给长孙无忌申辩机会，直接将其贬往黔州，后又派人逼其自杀。这位曾以法律为武器的权臣，最终被自己亲手构建的“法治”体系反噬，其家族也遭清算。

（本文摘自吴鹏著《唐案：法治兴衰与大唐兴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