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一张图揭示“新质生产力”背后的经济革命

2025-10-13

以下文章来源于 TOP 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产业升级研究组


导读


当以苹果、微软、谷歌为代表的“科技七巨头”的成长轨迹将标普 500 其余 493 家企业远远甩在身后,这不仅是几家公司的商业奇迹,更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发生的深刻经济革命。以网络效应和 AI 为核心的新经济,正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引擎。这场新旧经济的交替,正深刻重塑着我们的社会、职业以及未来的治理模式。


作者 | 产业升级研究组


来源 |TOP 创新区研究院


引言:两组令人震撼的数据图表


不久前,全球领先支付公司 Stripe 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里森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他发布了一张图表,展示了苹果、微软和谷歌三家公司从 2010 年到 2025 年的市值增长曲线,三条线近乎完美平行飙升,从约 2000 亿美元一路涨至接近 3 万亿美元的巅峰。


科里森问道:“这些公司表面上业务完全不同,为何增长动态如此一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引发多方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回应来自著名思想家、前 Coinbase 首席技术官巴拉吉·斯里尼瓦桑。


他认为:传统经济正在衰落,互联网经济正取而代之。


巴拉吉还附上了一张更震撼的图表。


该图对比了 2005 年到 2025 年间,“科技七巨头”与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其余 493 家公司的表现。结果惊人:七巨头的增长曲线如火箭般冲天,指数从 100 飙升至 3500 左右;而另外 493 家公司的曲线近乎一条静止的地平线,增长几乎停滞。


这两张图和两段对话,是“新质生产力”最形象的诠释。


这不仅代表几家公司的成功,更是一场全球范围内深刻而无声的经济革命。我们将从数据、案例和逻辑层面,理解为何“旧经济”渐入尾声,而由代码、网络、数据、AI 驱动的“新经济”时代正蓬勃兴起。


正在褪色的旧经济


要理解这场变革,需明确“传统经济”的定义。


它并非仅指冒黑烟的工厂或古老行业,而是基于工业革命、以物理实体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涵盖通用汽车等制造业巨头、埃克森美孚等能源企业、沃尔玛等传统零售商以及辉瑞等大型制药公司。


这些行业的增长受物理世界限制,扩张依赖高额资本支出,需建造更多工厂、铺设更长供应链、雇佣更多工人。其增长模式是线性的,产出增加几乎总需投入同比例增加。


此外,它们处于严格监管体系中,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环境保护署的监管,导致创新步伐缓慢。


这些曾经的经济支柱如今增长乏力。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估计,2018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年均产出增长率约为 2%,而科技行业高达 7%。2022 年,整体经济增长 1.9%,数字经济附加值增长 6.3%,2013 年至 2022 年,六个科技相关产业贡献了美国经济增长的 35%。


新经济的崛起


与传统经济的线性增长和物理束缚不同,互联网经济具有指数级潜力和无边界特性。这是以数字为基础、由代码构建的世界,其核心驱动力改写了商业规则。


首先是网络效应。谷歌占据全球 92%的搜索市场份额,Meta 吸引全球近七成社交媒体用户,是因为其服务随用户数量增加而更有价值,形成强大竞争壁垒。用户越多,数据越多,算法越智能,服务体验越好,吸引更多用户,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其二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赋能。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投资人关注“一人企业”,借助 AI,一到两名成员的初创团队通过发行代币和采用精益模型,有可能创造价值 10 亿美元的公司。AI 大幅缩短从创意到产品的实现时间,让小团队也能开拓大市场。


最后是零边际成本的全球规模化。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能为全球数十亿用户提供计算能力,新增一个用户的成本几乎为零。软件和数字产品可无限复制和分发,不受物理库存和物流限制。


现在再看科里森关于苹果、微软和谷歌增长同步性的问题,答案清晰了。尽管它们主营业务不同,但都站在同一技术浪潮上。它们都大力投资人工智能,依赖强大云基础设施,通过构建生态系统锁定用户。它们的增长不再取决于生产手机数量或销售软件许可数量,而是取决于网络覆盖广度、数据处理深度和 AI 驱动的创新速度,这是它们突破物理世界限制、实现同步指数级增长的根本原因。


七巨头:新质生产力的代表


这场经济变革的典型例证是“美股七姐妹”——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英伟达、Meta 和特斯拉。


它们的总市值如今占标准普尔 500 指数约 34%,较 2015 年的 12%大幅提升。2023 年,这七家公司的集体回报率高达 75.71%,同期标普 500 指数整体回报率为 24.23%,2024 年表现也出色。这意味着美国市场的大部分增长由这少数巨头推动。


若以 2005 年为基准 100,七巨头的市值指数已达 3500 点,而其余近 500 家公司的市值总和几乎原地不动。这种巨大差异源于它们对新经济基础设施的掌控。无论是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亚马逊和微软的云计算服务,还是谷歌和 Meta 的数字广告,现代商业活动都离不开它们构建的平台。它们不仅是产品或服务提供商,更是新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者”。


历史数据也证明了它们的韧性:2020 年经济衰退时,它们逆势平均上涨 58%,体现了反脆弱性,即物理世界停滞时,数字世界需求加速增长。


从资本市场到社会结构


这场新旧经济的交替,正深刻重塑我们的社会、职业和未来治理模式。


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优势是长期趋势;另一方面,市场高度集中带来风险。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巴黎银行等机构警告,当前标普 500 指数的头重脚轻与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相似,过度集中的投资组合可能很脆弱。


对于社会而言,这场变革带来效率提升和创新加速,但也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科技财富集中和传统行业岗位流失,是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巴拉吉有更深远的思考,他预言了“网络国家”的兴起。


他认为,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未来人们可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利益,自愿加入在线社区,这些社区将有自己的货币(加密货币)、法律(智能合约)和治理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传统主权国家的功能。


就像马车被汽车、蜡烛被电灯取代一样,每次技术革命都带来生产力飞跃,淘汰不适应变化的旧模式。


我们正处于伟大转折点,世界的价值创造中心正从依赖物理资本和劳动力的传统产业,不可逆转地向依赖数据、算法和网络的数字领域转移。


面对这场变革,我们应主动学习和适应。正如巴拉吉建议:“多用风险投资的视角思考,而非华盛顿的视角;多学习人工智能,而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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