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宋刻30卷孤本归藏国家的传奇之旅
《金石录》由宋代学术伉俪赵明诚、李清照所著，是中国古代金石学的重要著作。几百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完整卷本已失传，直到20世纪50年代重现于世。这部国宝级文献是如何从私人秘藏到重新被发现，最终归藏国家的呢？现存唯一宋刻全本30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近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首次以原色原大、高清全彩影印出版。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陈红彦研究员讲述了这部传奇古籍背后的故事。
《金石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其30卷足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它既是早期印本，也是现存唯一的宋刻全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都认为完整的三十卷本已失传，直到19世纪50年代它又重现人间。这部国宝级文献是怎样从私人秘藏走向重新发现，最终归藏国家的？三十卷全本与十卷本在内容上有哪些差异？
陈红彦表示：“《金石录》是金石学、目录学领域的重要著作，而这三十卷本中有二十卷内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属于海内孤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金石录》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传奇古籍，从私人秘藏到归藏国家公器
问：这部宋刻全本《金石录》，被张元济称作‘天壤独存’，它最初是如何被发现并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陈红彦：《金石录》三十卷本在元明时期的文献中很少被记载，在各种目录中也难觅踪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认为从明代末期到清代，只有十卷本存世，完整的三十卷本似乎已经失传。
这种情况在1950年前后有了转变。南京有个著名的藏书楼——津逮楼，主人姓甘，四代藏书，收藏规模宏大，仅藏书目录就有十八卷，藏书总量超十万卷。甘家有个习惯，特别珍贵的善本不列入公开目录，因此像《金石录》这样重要的宋代刻本，虽实际存世却长期不为人知。
《金石录》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金石录》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这三十卷本的发现充满了故事和传奇色彩。津逮楼在太平天国时期遭火灾，很多藏书被焚毁，但这套书幸运保存下来。不过，甘氏继承人对藏书研究不深。20世纪50年代，一个部队系统单位要收回津逮楼房产作办公用地，甘家后人不得不清理藏书。他们原本想请亲戚——前中央大学教授卢前来评估书的价值，但评估当天卢先生生病未到，于是邀请旧书商人马兴安去看货议价。几天后，马带了两位同伴到甘宅，其中一位是水利专家兼藏书家赵世暹。
当时这批书论斤出售，价格低廉，约每斤两千元旧币，折合现在两毛钱一斤。赵世暹等人购得了包括《金石录》在内的一批书籍。后来，甘家后人甘汶又请卢先生回去看看有无特别珍贵、值得保留的书。卢先生看到书前有‘嘉䋭’题字，误认作‘嘉靖’，以为是明代刻本，价值一般，便没留意。
购得宝书后，赵世暹和书商马兴安产生分歧：马先生想出售获利，赵先生则认为应献给国家。因自己不擅长版本鉴定，赵世暹请古籍版本专家张元济先生鉴定并作跋。他通过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介绍，恳请张元济先生鉴定。
张元济先生见到此书后十分激动，确认这就是世人以为早已失传的宋刻三十卷全本！他为此书写了一篇约一千六百字的长跋，远超一般题跋篇幅。在跋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该书的版本价值，认定其为‘天壤孤本’，并肯定了赵世暹捐公的义举。这篇跋文也成为该书流传与研究的重要文献。
该书后来被带到上海，经鉴定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很重视。郑振铎是藏书家和文献学家，曾在上世纪上海‘孤岛’时期抢救大量珍贵文献。他觉得邮寄珍贵善本风险大，便亲自护送其回北京，最终入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就这样，这部在元明时期几乎被认为消失的重要宋代刻本，成为了国家图书馆的重要收藏。《金石录》是金石学、目录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三十卷本中有二十卷内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属于海内孤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这就是一部稀世珍本从私人秘藏到重新发现，最终归藏国家公器的传奇历程。
三十卷本与十卷本之别
问：《金石录》三十卷是难能可贵的宋刻全本，‘一叶宋版一两金’，这部宋刻本的独特价值在哪里呢？
陈红彦：从版本学角度看，宋本有显著的文物与文献价值。因年代久远、存世稀少，宋本本身就是珍贵文物。更重要的是，它最接近原稿，传抄中产生讹误的机会少，能最大程度保留文献原始面貌。尽管后世传刻可能有校改，但宋本仍是恢复著作原貌的可靠依据。《金石录》三十卷本为南宋淳熙龙舒郡斋本，是现安徽地区刊刻的古籍，很可能是赵明诚成书后的首刻版本，具有多方面重要价值。
《金石录》全书分两大部分：前十卷为目录，收录钟鼎彝器和碑铭墓志等2000种，其中著录的许多器物后世已不复存在或记载有误，这部分内容是最早且相对准确的历史记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后二十卷为跋尾，包含重要钟鼎碑石的提要502篇，是赵明诚对所见藏品的考证与评论，相当于现代学术中的研究札记，保存了许多后世无法得见的原始信息，为金石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金石录》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通过三十卷本与十卷本的比对，能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版本差异。比如，三十卷全本中的一些墨丁（阙文处）在后印本中已被补入文字，还有文字增删、内容修订等现象。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版印的修订痕迹。学界以往认为有淳熙年间龙舒郡斋本和三十年后赵不谫重刻本两种版本，但更可能是同一版片经过修补、修订后形成的不同印次。现存三十卷本字迹清晰，属于较早印本，而十卷本部分字迹已略显漫漶，且对早期阙文有所补正。这种文本演变过程为研究古籍流传与版本修订提供了实物证据。
《金石录》三十卷宋本的重现，为深入研究该书版本源流、校勘后世讹误提供了关键依据。元明两代未再重刻，后世流传多为抄本，部分抄本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为‘讹谬甚多’。所以，这部初刻前印的宋本不仅让我们能窥见文献的原始形态，更成为恢复文本准确性、追溯流传过程的重要基石，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典藏价值。
问：三十卷本和十卷本的内容差异不少，那么三十卷本多出的二十卷是什么内容？
陈红彦：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本《金石录》十卷本此前已出版。朱大韶收藏此本时，发现它仅存十卷，误判为‘缺失后半部分的二十卷’，其实这一十卷本是《金石录》三十卷本中间的部分。《金石录》三十卷全本，前十卷为目录，后二十卷为跋尾。所以上海图书馆所藏十卷本，是三十卷本中从第十一卷至第二十卷的内容。
朱大韶还发现，这十卷本经历过造伪，且造伪手法精妙。书贾将‘卷第十一’中的‘十’字剔除，改为‘卷第一’，为掩盖痕迹，还将版心内容整体上移。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三十卷宋本对比，可见上图本跋尾位置偏上，这就是作伪铁证。因此，该本既缺赵明诚原序，也完全缺失前十卷目录及后十卷跋尾。
三十卷本的前十卷目录（共2000条）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目录按年代排序，完整记录了当时存世且赵明诚、李清照经眼的金石文物信息，是研究宋代金石遗存的重要依据。赵明诚在序言中对欧阳修《集古录》作了客观评价——他认可《集古录》的重要性和自己对其的喜爱，但也指出其‘未按年代排序’的问题，且内容有部分错漏。为此，赵明诚编纂《金石录》时，纠正了这些不足，并在序言中明确对比两书差异，使《金石录》成为更系统、准确的金石目录，为后世留下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
综合来看，三十卷本同时具备完整目录与二十卷跋尾，其文献与资料价值值得专家、学者及金石文化爱好者深入研读。一方面，研究者可依据目录探索‘目录记载但现存未知’的文物下落；另一方面，通过跋尾能了解赵明诚对各类金石文物的评价与价值判断，深化对宋代金石学的研究。
问：大量书中记载的青铜器今已不存，只能通过《金石录》的文字感知其曾经的风貌，真所谓‘纸墨更寿于金石’。由此，您能否为我们进一步介绍《金石录》的目录学价值？
陈红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多珍贵文物因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消失了。部分青铜器等重器因体量较大、流转记录相对明确，传承脉络稍清晰。这些已消失的青铜器铭文通过《金石录》记载流传至今，十分难得。
此外，《金石录》还有很多关于碑帖等纸质文物的记载，国家图书馆藏《神策军碑》的案例，能直观体现三十卷本目录的实证价值。如今我们称《神策军碑》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但《金石录》中名称不同，《金石录》卷十第一千八百六十三、一千八百六十四记载的是‘唐巡幸左神策军上、下’，可知赵明诚、李清照所见还是完整的上下两册。柳公权66岁时书写的《神策军碑》，碑刻立于唐代宫廷禁地，内容记录唐皇巡幸左神策军的史实。从书法角度看，该碑被评价为‘人书俱老’的精品；从史料角度看，碑文记载了唐代与回鹘首领政权相互支持、文化融合的过程，兼具书法与历史价值。据三十卷本目录记载，《神策军碑》原分上下两册，如今仅存一册，为存世孤本。另外，三十卷本《金石录》的最后一条记载与日本相关，这是当时可见文献中唯一涉及中国以外事物的内容，颇具特殊性。
就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早期史志目录一样，《金石录》目录的历史价值在于如实记录当时存世的文献情况，为我们还原古代文献的真实面貌提供了重要途径，也为辨别古籍存佚、考证书籍真伪提供了重要参照。通过系统梳理历代目录中的差异记载，不仅能追溯更准确的原始编目信息，甚至可能重新发现一些被认为早已失传的文献线索。今后若有学者将三十卷《金石录》所记2000条目录、502篇跋尾与现存金石文物逐一对照考证，将是了不起的学术贡献。
名家印鉴还原千年‘流传史’
问：书中有唐伯虎、王世贞等历史名家的藏印，这些收藏痕迹如何帮助我们还原这部国宝的千年流传史？
陈红彦：藏印在古籍著录中很有价值，它标记了历代收藏者的身份，见证了文献的流传，能让我们了解其传承脉络。藏书家常在珍本上钤盖私印，但历史上情况复杂：部分藏家因爱惜书籍、担心印泥污染版面，暂不钤印，转让时才留印记；有些藏印存疑，如本书中唐寅的印章被学者标注‘疑伪’，体现了学界对鉴藏的审慎态度。
《金石录》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本书中王世贞、甘氏津逮楼等藏印，清晰勾勒出从明代到近代的递藏脉络，成为研究收藏史的重要线索。而唐氏‘有匪堂’的题记‘许就读，不借’，反映了传统藏书家‘秘藏为宝’的观念，与天一阁‘书不出阁’的规定一脉相承。书中还有一段墨记，以‘隋侯珠’喻书之珍贵，甚至警示‘损毁遭神诛’，可见藏家视若瑰宝之心。
《金石录》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版本物质性方面，本书也留存了历史修复的痕迹。序言部分有水渍，多处题记、墨迹在装订裁边时被局部切损（如‘唐氏有匪堂’字样边缘略失），反映早期修复更重版框内文本保存，边缘信息常被牺牲。如今古籍保护遵循‘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原则，力求保留所有历史痕迹。相比许多宋版书，此本未遭虫蛀等损伤，整体保存状况不错，但通过比对可知，本书有水渍、破损等情况，已进行过裁切修复，虽保全了文字内容的完整，却逐渐缩减了原书的物质形态。这种文本与物质形态的流传变迁，正是古籍生命史的体现：既承载着学术内容，也凝聚着历代收藏、修复与保护的痕迹，共同构成了一部可见的‘流传史’。
宋刻全本《金石录》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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