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故事与思想深度：《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解读
董铁柱先生所著的《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看似是一本探讨说谎的书，实则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作者发现，在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中，“说谎”成为吴越争霸的关键因素。伍子胥成功复仇、越王勾践战胜夫差，都与其说谎能力以及他人说谎的帮助息息相关。
“说谎”成为作者解读《吴越春秋》的主线。这里的“说谎”不仅指言语，还包括为掩饰谎言而做出的行为。赵晔的叙述引发了作者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不仅讲述了吴越争霸的故事，更引导我们思考诸多哲学问题。打开这本书，我们会发现论题逐渐丰富，跟随作者的思路，能深入到东汉的思想世界和汉晋的思想脉络之中。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出色的文本解读，让这本书充满趣味，阅读过程也是一个引发思考和感悟的过程。
《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
以我观书
明儒陈白沙说：“盖以我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本书对《吴越春秋》的解读正是“以我观书”。这里的“以我观书”并非指主观性，而是作者有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对文本有自己的理解，聚焦于自己关注的问题。《吴越春秋》里的“说谎”鲜有人探讨，作者从新的视角发掘赵晔的用心，认为研究“说谎”能让我们更深入理解吴越争霸的历史。
《史记》对伍子胥和越王勾践评价正面，后世伍子胥的忠臣形象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深入人心，但道德评价模糊。作者从赵晔的叙述中得出不同评价，认为历史评价与历史叙述紧密结合，赵晔的评价蕴含在叙述之中。作者的解读让我们换个角度认识这些熟知的历史人物。
与注重人物经历的《史记》不同，《吴越春秋》讲述吴越争霸过程，让我们思考个人在历史兴衰中的作用与责任。除了伍子胥和勾践，专诸和延陵季子也被重新审视。专诸在赵晔的叙述中有些“愚不可及”，延陵季子的“义”成了深度自欺。作者看清书中人物的各种说谎和自欺，自欺也是书中讨论的一种“说谎”形式。
书中人物对比鲜明。被动说谎的渔父和刺客要离社会地位较低，但在本书中意义重大。作者将他们与伍子胥、吴王阖闾以及庆忌对比，凸显前者的智与勇。伍子胥和文种与范蠡形成对比，他们自以为忠臣实则自欺。作者还从赵晔的叙述出发，深入讨论天人关系、言与意、人与人的关系和人性等问题，提升了对《吴越春秋》的理解。作者指出，《吴越春秋》中的终极“谎言”来自赵晔本人，其叙述方式也是一种“说谎”。
作者凭借学术训练，与先秦文本和汉晋思想对话完成此书。同时，作者对“故事”兴趣浓厚，在“余论”中提出“故事即思想”，对《吴越春秋》的解读是这一观点的实践，展示了解读古代文本的可能性。
对“说谎”的多维度思考
这本书结构精心，第一章提供思想史背景和理论框架，第二至五章聚焦“说谎”主题，第六章关注思想，结构完整。中间四章结合文本分析，思想组织出色，让读者对人物和故事情境感受生动，对“说谎”现象有多元认识。
首先是说谎原因。作者将《吴越春秋》里的说谎分为主动和被动。主动说谎是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的，如伍子胥、勾践和公子光；还有善意说谎，如古公和吴太伯之间的“谎言”。被动说谎是为他人而说，如渔父、范蠡等。这涉及谎言的“必要性”，伍子胥在昭关说谎保全生命是“完全必要”的，有些情况下“说谎”是比直言更好的选择。古公和渔父通过“说谎”实现了良好意愿。
其次是“说谎”成功的原因。作者从说谎者和听者角度分析，指出听者不知人和自欺会相信谎言，如夫差自欺相信了勾践。作者引入西方博弈论说明说谎者的考量，让我们对“说谎”有更多元认识。最后是谎言的正义性问题。作者称赞古公和渔父，认为他们说谎合乎义的原则。作者重点讨论伍子胥和勾践说谎的正义性，指出赵晔对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义”持批判态度。
传统西方伦理思想禁止一切谎言，中国古代思想则从不同角度思考。作者系统阐发孔孟观点，帮助我们理解赵晔对谎言的看法。儒家允许为更高道德原则说谎，与伦理思考和对言的态度有关。孔孟主张“父子相隐”，“隐”是被动“说谎”的一种表现。孔子的“隐”有范围限定，孟子提出“言不必信，惟义所在”。作者结合孔子对言和行的讨论以及言意问题，让我们关注“言”的局限性。综合儒、道、玄学思考，从言、意、行三个层面考察，深化了我们对“谎言”的认知，也有助于认识“会”说谎的人。需要注意的是，《吴越春秋》中的谎言主要是政治策略和谋略，与日常谎言不同。
思想的丰富性和要离的意义
《吴越春秋》被今人视为“小说”，脱胎于“史传”。作者将其视为思想类文献，从故事中发掘对儒家道德观念的理解。作者认为故事中的思想更丰富，从古人之“行”中获得的感悟更具体、真实。这让我们关注到书中的刺客要离。伍子胥是书中主要人物，作者对他的叙述和评价篇幅最多。而要离着笔不多却刻画成功，他是唯一一个反省自己行为的人。伍子胥和公子光的刺杀行为不义，反省的却是要离。作者指出，本能与反省是赵晔指出的两个向善的可能路径，书中渔父和女子出于善良帮助伍子胥体现了本能的善。
作者对《吴越春秋》的研究努力寻求思想丰富性。一方面，故事比论说性表达方式表达的思想更丰富；另一方面，可将研究古代思想的文本拓展到文学类文本，丰富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认识。自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研究以论说性文本为主，哲学史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失掉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和特色。作者的研究受西方汉学界影响，结合文学、历史和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成熟的写作方式。“故事即思想”的提法很吸引人，我们期待作者有更多成果，也期待对中国古代哲学有更深入丰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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