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彪：宋代寺院与僧人高利贷经营探秘

07-28 06:48

在中国古代，有钱人放贷获取利息是常见之事。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封建社会已高度发达，高利贷资本也发展起来。为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寺院和僧人放债取息难以避免。实际上，佛教经典和戒律允许寺院、僧人经营高利贷资本，《大正藏》卷四〇《行事钞》有相关规定，这意味着佛祖也允许其徒子徒孙放债生息。不过，由于寺院财产名义上属僧人共有，佛教经典对寺院、僧人的高利贷活动做了许多具体补充规定，即使用三宝财物放贷取息可行，只是利息归属和用途不同。

正因如此，宋代寺院、僧人在佛祖许可的名义下大量发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借贷人。但从另一角度看，寺院、僧人的高利贷活动是在商业资本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兴起的。通常，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与商业资本、货币资本紧密相连，若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未发展，高利贷资本也难以发展。尽管寺院、僧人有其特殊性，但寺院经营的高利贷本质与世俗高利贷并无差异。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强烈抨击宋代寺院经营高利贷的行为。他认为南朝梁朝时，寺院、僧人设立质库放贷取息是最卑鄙之事，自古以来就应严加禁止。然而，这只是陆游的一厢情愿，无法实现。这表明宋代寺院、僧人经营高利贷现象十分普遍，且经营手段恶劣，招致世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尽管很多人希望政府干预寺院、僧人经营的高利贷资本，但因高利贷利润丰厚，且不违背当时国家法律，无法根除。在此背景下，稍有条件的宋代寺院都会开展高利贷业务。例如本觉禅院规模不大，只有八十间房屋，修建后也参与其中。从现存资料可知，佛教寺院常以钱作为高利贷资本，如永宁寺下属罗汉院将寺院童行的本钱集中起来从事高利贷业务，并以利息购买度牒。江南西路饶州地区各县的寺院几乎都经营长生库，可见寺院高利贷很普遍。又如福州乾元寺，其高利贷本钱约600贯，虽数额不大，但长期放贷获利颇丰。南宋时，黄度任建康府知府，兴建养济院，让僧人主持救济工作；承节郎薛纯一给能仁寺施田千余亩等，都说明寺院以钱生息很常见。

其二，寺院也会以粮食作为取息资本。寺院占有大量田地，大寺院的土地收入除满足僧人生活外，每年还有大量余粮。而很多农户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青黄不接时只能借粮。若寺院将余粮储存，因当时储藏技术有限，粮食易腐烂，且保管需人力物力。于是，很多寺院将余粮借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如僧允禧，刘昌诗记录的庆元府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就用粮食取息，还设有仓库开展借贷业务。

南宋乾道五年，道渊任溧阳县报恩寺住持，积累田产收入用于剃度僧侣，当地寺院大多有类似机构。南宋以粮取息利率约为20%，如景定年间，正真院在社仓规定利息基础上多收二分。

其三，寺院还会以金帛等物品作为借贷资本。如阿育王山妙智禅师，金帛成为寺院生息的重要财产。《夷坚志》记载永宁寺罗汉院长生库中有金钗等物品，表明金银、布帛等是寺院高利贷资本之一。

其四，寺院会用其他财物充当高利贷资本，如慈明禅师的事例显示，油、麦等物品也可作为取息资本。有的寺院还出租耕牛收取利息或租金，即“长生牛”。日野开三郎对宋代佛教寺院的长生牛现象有详细论证。如南宋绍兴元年，一头牛被牵到绍兴府圆通寺成为长生牛；广德军祠庙出租牛给农民的事例也反映了寺院长生牛的情况。

其五，寺院高利贷除正常借贷业务外，还兼营典当业务获利。寺院的长生库等机构具有当铺功能，经营当铺历史悠久，当品种类多样，有商人用名画从寺院当铺换钱，可见寺院高利贷业务范围广泛。

关于宋代寺院高利贷利率，资料中无明确记载。佛教经典规定的借贷利率极高，如借贷三宝财物利率达十倍，但这可能是特殊情况。湘山报恩光孝禅寺在宋理宗嘉熙年间，以400贯为本金放高利贷，月息12贯，月利率3%，这一利率不低，与当时民间高利贷利率相近。宋代民间高利贷月利率通常在3% - 5%，各地利率有差异，寺院长生库利息大致相同。

宋代寺院高利贷利率通常与世俗高利贷持平，有些可能稍高。寺院经营者常借助鬼神威力恐吓债务人，但利率不会比世俗高利贷高太多，否则难以经营，且会受世俗平均利率制约。黄震曾记载一个案例，地方官审查寺院长生库记录，发现其利率高于世俗社会。《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宁宗嘉泰元年，有官员建议对寺观长生库管理，这表明：一是寺观高利贷经营者利用特权勾结世俗高利贷者垄断获利，增强自身实力；二是宋代鬻卖度牒政策有积极意义，可缓解财政危机；三是寺院高利贷利息高，利率超100%；四是此前寺院长生库不负担和买，此后需负担相关赋税，说明宋朝政府对寺观控制加强，经济管理措施逐渐完善。

宋朝对寺院长生库管理规范严格。如《宋宝藏岩长明灯碑》记载，寺院募集施舍设长生库取息买油料点长明灯，有专门库子管理，库子每月将借贷文书交方丈、知事僧签字。祖潮任湘山报恩禅寺住持后，寺院每月结算，管库僧人呈报，地方官签字生效。不过，寺院长生库管理仍存在弊端，管库僧人、寺院上层人物会侵吞、挪用或盗窃钱财，导致经营困境甚至破产。

不仅寺观经营高利贷，富裕僧侣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寺院上层人物。和州乌江县升中寺存在住持僧与普通僧侣的债务关系；景德镇回香院有老妇借僧侣债后被迫入寺服役；慈明杨太后曾向真州长芦寺僧侣借债；宋高宗建炎年间，僧人与富民有高额债务关系；孔目吏范荀为子娶妻也有借贷行为等。

宋代寺院高利贷有以下特点：

其一，高利贷资本构成多样，不仅有钱，还有金帛、粮食、油麦等财物。这表明宋代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货币关系未占绝对支配地位，物物交换和借贷仍有较大市场，所以高利贷资本包含大量其他物品。

其二，佛教寺院、道教道观高利贷资本来源复杂多元。大部分并非由商业资本转化，主要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捐施和寺观田产收入。咸淳《临安志》记载崇福院收入情况，说明寺观田产收入是高利贷资本重要来源，这决定了寺观高利贷资本的多样化，也是与世俗高利贷资本的重大差异。寺观利用施舍剥削贫民，可见其本质与世俗高利贷相同。

其三，寺观长生库等高利贷资本规模不一。一些经济实力强的寺观经营的高利贷资本雄厚，因此会遭盗贼觊觎，陆九渊的记载可证明。

其四，寺观高利贷利率高，甚至远超世俗高利贷。如饶州某庵僧人经营的高利贷利率高，据说惹怒神灵遭报应，当地居民深受其害，渴望僧侣受天谴。

其五，寺观高利贷所得多用于度僧道、修缮庙宇等宗教活动或满足僧道生活需求，这与世俗高利贷资本多投资土地不同，也是寺观高利贷与世俗高利贷的显著区别。因宋朝政府禁止寺观购买百姓田产，寺观即便通过高利贷获利，也不能随意购置土地，其土地买卖受政府限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土地所有权也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