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令：一次次技术革新中，AI究竟带来了什么改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作者：李明令

今年5月，英伟达CEO黄仁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再一次勾起了大众对于AI的复杂感受。演讲里黄仁勋提到，进入AI时代，“没有哪代人拥有如此强大的工具和机遇”，“让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番话原本是为了鼓励大众勇敢尝试创新，却反而再次勾起了人们对这项革命性技术的困惑迷茫。在作者看来，大众对AI产生矛盾情绪，背后不只是“人类未来将走向何方”的哲学疑问，更藏着“人应该如何在AI时代安身立命”的社会性焦虑。

“革命”的社会属性

我们谈论“革命”的时候，究竟在说什么？

放在政治语境里，推翻旧政权，用全新的统治结构替换原有的统治秩序，就是典型的“革命”——这类革命往往带有强烈的冲突属性。而在技术语境中，如果一项新技术颠覆了旧有的技术范式，让建立在老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逐渐凸显出落后的特质，那这同样是一种革命。这类技术革命往往是一种温和的重构，也是我们现在讨论AI革命时最常提到的定义。当然，技术层面的“革命”并不是彻底推倒重来，更多是在原有基础上叠加和继承，就像我们到今天依然在使用化石燃料，而电力、互联网更是AI技术发展的底层基础一样。

从机械化大生产到信息化再到人工智能，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一直在不断重塑生产模式和社会组织形态。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是社会语境下的革命。在这个语境里，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优势群体的持续迭代”。尽管迭代的方向不一定固定，但在全球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这个迭代基本不是向内收缩，而是向外扩张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革命的理解其实偏正向：原本占据主导优势的群体慢慢失去主导地位，社会优势群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本质上是让更多新兴群体能够参与分配、享有社会资源的过程。

这种迭代的核心，就是资源分配格局的改变，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既有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让更多群体能够分享已有资源；另一方面是发展层面，资源生产规模的扩张，让原本只有少数人能享有的资源或特权，能被更多人享有。

拿医疗举个例子：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医疗资源分配有着极强的排他性——过去医生优先为王公贵族服务，之后是官僚阶层，再之后才是富裕群体。随着近现代医学教育的普及，医生职业化进程加快，执业医师的规模大幅增长，也开始向基层下沉，普通民众才终于能够享受到专业医疗资源。这种医疗资源供给的结构性转变，就是一场深刻的平权革命。

当然，社会革命不只是个别领域的解放更新，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重组。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优势群体的筛选标准，从最初的血统，先后转变为政治身份、经济水平，到现在变成了人力资本。这场革命背后的机会分配逻辑，也从先天赋予的因素（与生俱来的先天条件），一步步转向后天习得的因素（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资本或能力）。这也刚好对应了社会形态的变迁路径：从贵族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直到今天的后工业社会。

在这个变迁过程里，资源从被贵族独占，到官僚阶层可以参与分享，再到工商业阶层能够入场，发展到今天普通人依靠个人能力就有机会分一杯羹。尽管在每个时代，原有优势群体往往都能保留一部分优势，但核心的变化是，不断有新的群体能够进入到社会核心资源的分配序列当中。

当人力资本成为资源分配的核心逻辑，就打破了原本以血统、家族、家庭背景作为筛选标准的规则，社会进入了依赖个人能力的时代。这时，人力资本往往以文凭、资格、职称作为制度化的认证依据，只要拿到对应的认证，就意味着跨过了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门槛。当普通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跨过这道门槛，社会就进入了高流动性阶段，社会优势群体的规模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

所以说，每一次革命，都大概率会推动社会朝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和过去相比，现在的人们不需要家里有权有钱就能接受高等教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尽管家庭出身依然对个人发展影响很大，但普通人相比过去，确实拥有了更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不过，每一次打破旧的不平等格局，也会催生新的不平等问题。比如，现在依靠个人人力资本确实有机会改变命运，但也出现了过度迷信学历、优绩主义泛滥、学历歧视、院校鄙视链等新的问题。

“AI革命”模糊的本质

那么AI革命到底是什么？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如果AI真的称得上一场革命，那AI时代必然会诞生新的革命逻辑，也会催生出新的社会优势群体。

直白来看，现在的AI确实能够缩小人和人之间的能力差距，让原本处在能力梯队中相对下游的群体，可以快速跟上上游群体的脚步，那些过去缺乏发展机会的人，也能在AI的帮助下快速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

在AI的助力下，人和人之间的能力鸿沟不断收窄：一方面，过去需要长期积累的能力和经验，现在被技术封装进了工具，就像CAD普及之后，手工绘制建筑图纸的技能就慢慢失去了价值；另一方面，知识精英搭建起来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难维持，依靠准入门槛维持资源稀缺性和控制权的做法慢慢失效。从这个角度来说，AI革命依然符合社会革命的内核——AI能让更多人有机会享有原本需要一定资格才能获得的资源。

AI革命和过往的社会革命，既有共同点，也存在本质区别：

相同点是，原本依托传统机会逻辑获得优势的群体，在AI面前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AI弱化了现在资源分配的人力资本逻辑，动摇了现代社会底层的交换规则。也正因如此，AI加重了一部分人的焦虑和无力感，尤其是那些希望依靠认知技能获得优势的脑力劳动者——而这批人，恰恰是近几十年社会发展的核心受益者。

不同点在于，在过去的社会革命中，原有的优势是可以完成转化的：比如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群体，往往能获得更多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但在AI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说，原有的优势不只是被削弱，甚至直接被消解了——过去我们需要精通表达、编程、设计、外语的专业人才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和AI对话就能自己完成写作、写代码、作图、翻译，所谓的能力壁垒已经被智能工具普及化了。哪怕是知识精英，也很难依托原有的人力资本稳固未来的优势。与其说AI放大了人和人的差距，不如说AI更多是拉平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最关键的一点是，AI革命至今还没有形成新的迭代逻辑，更没有给出一套新的补充性机会分配逻辑。就像工业社会形成了基于经济资本的机会逻辑，后工业社会形成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机会逻辑，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社会还没有展现出它将给出什么样的稀缺性标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当下的时代是“失序”的。原本依托群体变迁、结构迭代的革命过程，在AI时代变成了一场集体无意识、仓促过渡，剧烈却又模糊不清的转型。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AI技术还没有发展成熟，AI革命才刚刚起步，对社会结构的重塑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

新的不平等因何产生？

“机会平等”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追求，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会优势群体的持续扩容。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优势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平等。但对于社会优势群体来说，规模扩张已经到顶了吗？还会有更多人能进入优势群体、分享机会资源吗？更加均匀的社会结构还有可能出现吗？从现在来看，似乎已经没有足够的社会要素，能支撑优势群体继续大规模扩张了。

那么，AI时代，下一个会引发不平等的要素是什么？

有人说，使用AI的能力会成为新的分层标准——有更多机会接触高阶AI、更擅长使用AI的人，会获得更大的优势。但实际上，随着AI技术逐渐成熟，人们在AI使用能力上的差距会不断缩小——往往我们还没学会怎么用旧一代的AI工具，更高级的AI产品就已经推出了，技术更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学习的速度。

AI的普及，让大量知识变得公开易得，很多原本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掌握的技能变成了公共资源。于是有人认为，在AI时代，创造力、想象力、行动力，还有“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会成为拉开人和人差距的核心因素，这也是现在教育改革讨论的焦点。

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类能力的本质，只是在现有优势群体内部进行重组和再分层，并不会推动社会优势群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更关键的是，这类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在当下的讨论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形而上：它不像经济资本、人力资本那样客观、可量化、可认证，也没办法通过标准化教育大规模培养积累，最后只会变成被少数人垄断的特质。如果社会优势群体没法因此继续扩容，那就违背了社会革命推动平等的核心方向，新的不平等也就会由此产生。

或许AI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启发：革命不再意味着创造出新的赢家，反而会让“赢家”和“输家”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