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杰丁增：以《月光里的男孩》开启藏地电影新表达

作为万玛才旦导演的多年合作者，曾参与《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一个和四个》等影片创作的达杰丁增，在担任十年执行导演后，终于推出了自己的首部长片《月光里的男孩》。这部作品被不少影评人视为“藏地新浪潮”的又一力作，不仅让达杰丁增在2024年斩获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MPA最佳潜力新人”，更在2025年收获多项荣誉：入围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最佳导演处女作，拿下第12届重庆青年影展主竞赛最佳影片，首次触电的小演员久美江措也凭此摘得第18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最佳男演员奖。

影片围绕小男孩扎西展开——一次意外误伤同名流浪狗后，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多年后，成为作家的扎西重返故乡，踏上追寻真相与自我救赎之路。1月6日，该片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与观众见面，导演达杰丁增在首映当天接受本报专访，分享了这部处女作背后的故事。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苏牧评价道：“《月光里的男孩》是一部心理电影，既展现了人心如海洋般的壮阔与复杂，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万玛才旦导演离世后，这部优秀的藏语电影的出现，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融合两篇小说的要点

探讨个体身份与价值的变迁

北青报：影片改编自赤·桑华的《怀念一只叫扎西的狗》和《柔旦的弟弟叫洛洛》两篇短篇小说，您为何选择将它们融合成一部电影？

达杰丁增：《怀念一只叫扎西的狗》讲的是小男孩扎西救下流浪狗，送给无儿无女的卓玛阿妈，阿妈给狗取名“扎西”视若己出，村民也叫它“阿妈卓玛家的扎西”。可扎西在学校却被同学叫作“狗扎西”，这让他心生怨恨，甚至想打死自己曾经救下的狗。这篇小说探讨的是人们对名字和身份的执念，以及这种执念如何扭曲人的价值观——一个善良的孩子，因名字被关联而产生极端想法。

《柔旦的弟弟叫洛洛》同样聚焦身份议题：所有人都称主人公洛洛为“柔旦的弟弟”，他的个体名字被哥哥的阴影覆盖，仿佛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2019年底到2020年初，我宅家时读到这两篇几千字的短篇，被深深吸引。2020年初，我仅用一周就完成了剧本改编，融合了两篇小说的核心内容，还填补了原作的留白——比如加入成年作家扎西的角色、录像厅的剧情等，将剧本扩充到四万多字。

初稿里，作家角色只在结尾出现：镜头停在一个人脸上，突然拉入他回忆的画面，开始书写故事。现在的结构是儿时回忆与成年作家返乡的当下交织，这是反复修改后的结果。

调整叙事结构

让电影与现实情感相连

北青报：您为何将剧本改成现在的结构？

达杰丁增：初稿给万玛才旦导演看后，他觉得台词细腻又幽默，符合孩子的口吻，作为首部长片可行性高。2022年，这个项目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获最佳剧本奖，影展安排了七天训练营，文学策划阿美老师给了我很多建议。每次改完剧本我都会发给万玛才旦导演，他提议增加作家现实生活的戏份——原本作家只是宅家回忆，会和观众拉开距离；加入当下的生活处境，能让观众更有共鸣。

北青报：电影加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录像厅兴起的背景，村里孩子想方设法看香港动作片，这源于您的个人经历吗？

达杰丁增：从现实层面说，这是我的生命体验，但不止是我个人的——那是当时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关于电影的集体回忆。录像厅里总能看到香港电影，大家都爱周润发、刘德华演的动作片，这些电影还影响了韩国、日本一代人。

从电影本质看，加入录像厅剧情是因为电影是当时最新的媒介，甚至现在的AI视频也是电影媒介的延伸。电影作为媒介，直接影响人的思维和情感表达：影片里录像厅的男男女女，学着电影里的方式直接表达情感，心境也开阔了。这和当下的AI不同——人类有血肉、有感知，AI只是基于人类经验，没有自己的感受。我始终认为情感无法被替代，就像扎西问妈妈“大地有感知吗？人有感知吗？”眼泪和盐味道相同，盐来自大地，泪水来自人的感知，电影创作也要基于此，和现实、人类产生真实连接。

《撞死了一只羊》杀青照，左起达杰丁增、万玛才旦、吕松野（摄影师）

实地围读剧本

让小演员自然融入角色

北青报：您选了从未演过戏的久美江措饰演扎西，是怎么找到他的？又如何指导他表演？

达杰丁增：2023年9月正式开拍，因为那时青海玉树的地理色彩是我想要的——写剧本时想象的画面就在那里。8月1日起，剧组开始置景：录像厅是平地新建的；片中的学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学废墟，清理后翻修了墙面；扎西的家是废弃老屋，也做了翻修。

同时我们在玉树各学校找小演员，却没找到理想的“扎西”。直到勘景路上，看到一个和爸妈割草的小男孩，我停下来问了他的名字、学校，拍了张照——当时就觉得他是我要找的人。

一开始久美江措的家人不同意他拍戏。我们找过老师、校长、教育局帮忙，但必须家长同意，最后通过亲戚斡旋才成功。之后我才找了其他三个孩子演他的小伙伴，流浪狗“扎西”则是从三百多公里外借的。

四个孩子和狗在剧组培训了一个月才开拍。我每天带他们围读剧本，但不是在房间里，而是在拍摄现场——山上、草地、河边，让他们感受场景，自然融入角色。有人说小孩和动物最难拍，我却觉得相反：孩子的感受不复杂，只要引导到位就能达到理想状态；专业演员有时想法多，反而可能和影片气质不符，沟通起来更麻烦。

弱化音乐运用

用环境声传递人物情感

北青报：影片的声音处理很巧妙，比如儿时扎西到成年作家的转场用屋檐铃铛声过渡，这种处理想呈现什么感觉？

达杰丁增：铃铛声最具空灵感，有种“勾魂”的力量，能突然勾起记忆，像点醒梦中人。比如儿时扎西发现录像厅被砸后走出，被引到阿妈卓玛房间的那段路，背景音就是铃铛的空灵感，仿佛他被无形力量召唤。成年与儿时戏份的这种呼应，铺垫了他被某种力量牵引的氛围，这是现实与过去的连接。

北青报：接近尾声时，作家扎西和朋友喝酒，镜头推向窗外，雨声渐强，画面转入童年。影片声音对情绪的烘托很突出，您是怎么考虑的？

达杰丁增：我一直强调用声音凸显情感，而非音乐烘托。声音是环境的一部分，音乐是外部添加的——用音乐渲染是第三方干扰，而环境声（比如雨声）是自然存在的，用好能更好营造情绪。比如片尾，牛被车拉走，扎西开车追上交谈时，对面驶过的大卡车轰鸣声被放大，牛因此吼叫。这种刺耳的轰鸣声是生活中会出现的，像刺在牛心上，带来惊慌——这种突然冲击是每个生命都会遇到的日常体感。

北青报：有一段音乐很动人：儿时扎西在盐湖开心奔跑，音乐随之响起，轻盈又轻松。之前影片几乎没音乐，为什么这里用了？

达杰丁增：这段音乐是配乐老师宋雨喆（曾为《老兽》配乐并获奖）创作的。他曾打电话想多做些音乐，但我告诉他影片不需要强音乐，只用在这一处外化小男孩的喜悦。制作时，只有当人物情感表达不够准确时，才用音乐凸显；一般通过视听语言、表演和叙事，就能呈现细腻情感。

十年执行导演生涯

打造突破传统的首部长片

北青报：《月光里的男孩》是您的首部长片，之前做了十年执行导演，为什么现在才拍自己的电影？

达杰丁增：其实之前有过几次机会，有的甚至进入筹备阶段，但万玛才旦导演觉得当时的剧本不适合当首作——要么偏娱乐，要么太自我，所以我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

等待期间，我从剧本阶段就加入团队，参与演员培训、后期制作甚至宣传。那段时间我发现，很多“藏地新浪潮”影片的形式、叙事、题材都相似，美学风格甚至可以预判。万玛才旦导演和我都认为，拍一部和大家类似的影片没必要，也没竞争力——我需要新的表达方式。

所以《月光里的男孩》的叙事、节奏、影像风格和演员表演，都和之前的“藏地新浪潮”影片不同。万玛才旦导演也觉得这部电影适合当首作，有突破性。

另外，虽然故事深刻，但观众可以不用做深度解读——影片没有说教感。想图快乐的观众能看到美好画面，睡一觉醒来的观众依然能看懂。我希望观众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想强行输出，也不用我的思维引导他们。采写/记者 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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