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影响力源于行动而非论文，谈工作生活平衡

2019年，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研究伙伴兼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该奖项史上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的获得者（时年46岁）。这三位学者大力推广了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测试减贫干预政策的理念。作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迪弗洛还是该校“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任，同时是新版《贫穷的本质》的合著者之一。

HBR：您为何选择成为经济学家？

埃丝特·迪弗洛：很长时间里我都没这个想法。八九岁时，母亲作为儿科医生在救助战争受害儿童的NGO做志愿者，让我对贫困有了深刻认知。我一直想找帮助穷人的办法，却毫无头绪。我按好学生的常规路径成长，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经济学双学位，只因一位有魅力的教授说它有用，但当时没觉得它有影响或实用。大四时，我在俄罗斯做了一年助教，正值该国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期，经济学家随处可见，为央行、财政部及私有化部门提供建议。这段经历让我看到经济学家的强大影响力，我想：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工作。我可以成为学者，这比从政更适合我的性格，还能真正影响世界。

HBR：为何将科学实验引入经济学耗时长久？

埃丝特·迪弗洛：我曾以为这件事太难太贵，但实际没那么难，且比长期执行错误政策的成本低。起初所有工作都靠手动完成，后来我们创建J-PAL以更便捷地推进工作。现在，想开展这类实验的年轻人能获得相应支持。

HBR：您与阿比吉特如何建立起能获诺贝尔奖的协作关系？

埃丝特·迪弗洛：你强调协作很对，且协作范围远超我们两人。这项工作需要多种技能：实验设计需创造力，推进事务需条理性，分析工作需构建清晰模型并解析等。这类工作本质上适合团队协作。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说是表彰具体发现，不如说是肯定对整个领域的广泛影响，我们的影响源于通过J-PAL搭建网络，到今年年底，该网络将覆盖6.5亿人。作为经济学家，影响力并非来自写更精妙的论文，而是推动一场运动。这与协作不同，但对成功至关重要。

HBR：您身兼数职，授课、做研究、出差、提供政策咨询，还要抚养两个孩子，如何平衡这一切？

埃丝特·迪弗洛：我平衡得不太好，总是从一件事忙到另一件事。工作中，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想见面我随时有空。在家里，阿比吉特和我都觉得我们做着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所以一直对这份事业充满热情。孩子们也适应了这种状态，偶尔会拿我们开玩笑，但也充满好奇，喜欢问各种相关问题。我觉得没必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孙燕 | 编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哈佛商业评论”（ID：hbrchinese），作者：HBR-China，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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