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赋能考古：重现古代社会的多维图景

近年来，科技正深度融入考古学领域，从遗址探测、材料分析到数据处理，各类高新技术持续拓展着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知边界。在野外，激光雷达可穿透茂密丛林，勾勒出被掩埋的“失落城市”轮廓；在实验室，古DNA技术能还原古代人群的亲缘关系、疾病史乃至饮食细节；在数字平台，人工智能助力学者梳理海量考古资料，重建遗址的空间结构……从宏大的文明脉络到微观的日常生活，科技正让尘封的古代社会细节逐渐清晰。

本报记者专访多位国内外考古专家，共同探讨科技如何推动考古研究与文明解读。学者们普遍认为，先进技术需服务于考古学的核心问题意识——提出精准的研究问题、选择适配的技术方法、解读复杂的数据信息，才是还原古代社会的关键。未来，考古学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在于掌握前沿技术，更在于实现考古“问题意识”与科学方法的深度融合，让技术真正成为历史重建与文明阐释的助力。

科技革新下的考古视角坚守

在科技飞速迭代的当下，如何让新技术真正服务于考古学研究，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多位学者强调，技术本身并非最终目的，核心在于考古学家如何提出问题、选择技术，并将科技纳入宏观学术框架。

德国考古研究所欧亚部主任斯文德·汉森指出，前沿科技正深刻改变考古研究模式，其中古DNA技术的突破尤为显著。“过去15年，古DNA研究极大推动了考古学发展，但部分成果尚未与考古学的解释体系深度结合。”他举例，古DNA不仅能揭示个体、家族及族群的亲缘关系，还能识别古代疾病（如肝炎、鼠疫），甚至通过牙结石分析还原乳制品消费情况——这些信息是传统考古方法难以获取的。此外，数字摄影、三维建模、激光雷达等技术让田野发掘与遗物记录进入高精度时代，便携式XRF等设备实现了文物的无损分析。不过汉森提醒，技术潜力的释放离不开专业训练与科学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也认为，数字考古正重塑行业生态。多视角三维重建、无人机激光雷达扫描、人工智能等技术，让学者能获取遗址与环境的高分辨率空间信息，改变观察分析方式并拓展研究领域。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是否先进，而在于能否“真正融入考古学研究”。

塞浦路斯研究所考古材料科学家蒂洛·雷伦进一步指出，考古研究的核心始终是问题本身。考古学是高度跨学科的领域，优势在于对不同技术手段的精准组合。他以各地案例说明：中美洲用激光雷达绘制丛林下的“失落城市”与灌溉系统；中国通过铅同位素分析揭示商周经济政治结构；欧洲借助贝叶斯方法重构史前迁徙史。这些案例均表明，技术需与研究情境匹配。雷伦说：“考古学家需明确需求，找到合适专家，确保技术服务于具体考古问题，否则技术再先进也难以发挥价值。”

科技推动考古的“平民化”转向

科技的发展让考古学视野逐渐从精英、宫殿等宏大叙事，转向占历史主体的普通人。雷伦认为，传统考古常聚焦壮观遗迹与稀有器物，忽略平民日常生活，而科技正改变这一现状。

“如今，古代平民生活的细节正变得可见。”雷伦表示，生物考古技术通过骨骼牙齿分析，结合同位素信号与几何形态测量，可追踪大规模人群的亲缘与迁徙轨迹；环境考古通过氮同位素、土壤磷含量及沉积物古DNA，还原古人生活条件与耕作方式；材料科学则让作坊遗址的工艺链细节得以呈现。这种“平民化”视角是当前考古学的重要前沿。

刘建国补充，无损检测与微量分析技术的进步，推动学术界重写早期社会生活认知。古DNA确认人群与动植物的遗传特征，残留物分析还原器物功能，同位素分析揭示迁徙与饮食结构。这些数据的积累，让人们对古代社会日常生活及其内部差异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

水下考古也经历类似转变。希腊塞萨利大学水下考古学副教授乔治·库茨索夫拉基斯回顾35年从业经历时说，潜水技术、装备与伦理方法的革新彻底改变了水下考古。“如今考古学家需掌握从潜水到数字建模的全套技术。”新技术让大量遗址得以安全系统记录，成本降低也推动技术普及，“技术正重塑水下考古的所有环节”。

发掘与非破坏性技术的协同发展

科技发展让非破坏性考古成为重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发掘减少。汉森说：“发掘技术与记录方法已显著进步，但我们不会减少发掘，反而可能需要更多。”他解释，道路建设、城市扩张等人类活动对遗址的破坏已达灾难性程度，“如今多数发掘是抢救性的。得益于先进的记录分析方法，当代发掘的科学价值远超50年前”。

在非破坏性技术应用上，雷伦认为遥感、地球物理技术是发现遗址、指导发掘的好工具。他以秦始皇陵园为例：“这些技术科学定位遗迹却未大规模发掘，是智慧应用的典范。”但他也提醒，此类技术有局限——无法为遗址定年、揭示地层结构，也不能提供物质文化与环境遗存，而这些是分析古代社会的必需材料。他还指出，“仍有许多发掘未得到充分的实验室分析与记录出版。每一次发掘都会破坏遗址，仅绘图拍照远远不够，遗物、骨骼、土壤都需取样分析并发表”。

刘建国补充了非破坏性技术的适用范围与局限：“遥感、人工智能等新工具短期内不会替代传统调查发掘，部分考古现象需足够发掘面积才能厘清遗迹形成过程。”他提到，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古文字识别上表现优异，但“分析结果可信度需人工辨别，成本较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清越提出协同理念：“新工具不会替代传统发掘的核心价值，而是重构‘发掘—分析’关系，推动精准发掘与深度分析。发掘的本质是获取第一手实物证据（如器物空间位置、层位关系），这是现有技术无法完全替代的。”他表示，遥感、GPR等技术可提前探测遗址结构，定位关键区域避免破坏；大数据与AI实现全量数据分析，未来考古应是“精准发掘与深度分析的协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任萌认为，现代考古的未来在于技术与研究链条、社会价值的结合。“AI、分子生物、高精度信息采集等技术提升了资料采集、分析、保护与传播能力。未来需构建更完善的发掘、保护、展示链条，将成果转化为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并通过教育让公众参与，发挥考古阐释文明、沟通民心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雪 班晓悦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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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科技考古重现古代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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