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记忆的双重奏:江湾五角场与大上海计划的时代意义

1天前

每当受邀讲述江湾五角场,我总是比谈及外滩万国建筑群时更添几分热忱。在上海中心城区的12片历史风貌保护区中,九处曾是租界区域,唯有江湾五角场、老城厢与龙华三处属于昔日华界。这片于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崛起的城市飞地,正是《大上海计划》中着力打造的“中国人自己的新市区”。作为极具稀缺性的城市空间,它为解读上海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核提供了独特视角,与开埠后形成的“外滩叙事”构成了重要的历史互补。要真正理解五角场,需从三个维度展开剖析。


其一,物质遗产层面:中国人自主营建的现代都市范本。若说外滩建筑群是上海作为殖民通商口岸在“被动开放”背景下形成的城市景观,那么民国时期的江湾五角场,则是国人在故土上自主规划、设计并建造的完整现代化市政中心。


1929年,这里被纳入“大上海计划”的市中心规划范畴。历经建制更迭,1962年11月五角场镇正式设立。这片区域的发展,深受孙中山1922年《建国方略》中上海发展构想的启发。从黄浦江下游平原的选址、放射状与方格网结合的路网布局,到市政府大楼、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及市政设施,均由黄郛、沈怡等当时的中国政府主导,董大酉等中国建筑师设计完成,旨在塑造承载民族复兴与现代精神的上海新中心。若非1937年日军入侵打断计划,江湾五角场本可与租界区域共同构成上海的双核都市结构。它的遗存填补了上海“自主建设现代化都市”的物理空白,证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完全由外力推动,本土决策者、规划者与建筑师同样具备建设世界级都市的创造力。


如今的五角场,广场上空的巨型“彩蛋”镶嵌数十万颗LED灯珠。夜幕降临时,“彩蛋”与周边合生汇、万达等十余幢楼宇的灯光交相辉映,铺展开一幅流光溢彩的都市画卷。


其二,精神遗产层面:大都市统一规划的开篇蓝图。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计划》,是上海首部跨越租界与华界的全域综合性城市规划。它聚焦解决当时华界市政分散、建设无序的问题,通过在江湾建立新市中心,与租界形成战略制衡与竞争。该计划为上海奠定了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初步基础,引入了“田园城市”、功能分区、交通优先等国际先进规划理念。对外辐射的路网、内部严谨的中轴线布局及集中的行政文化功能区,首次在上海实践了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系统性城市建设模式。这种整体性、前瞻性的规划思路,为上海后续的城市发展植入了文化基因,堪称上海现代城市规划的“精神原点”。


其三,城市叙事层面:被动开放与自主建设的交织变奏。在亚洲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中,上海的路径独具特色,江湾五角场正是这一独特性的关键所在。上海的开放包容广为人知,但海派文化叙述常侧重于被动开放带来的外来影响,如外滩建筑与法租界风貌。江湾五角场的存在,揭示了上海自强不息的自主建设维度——面对租界的现代化优势,本土精英以另辟飞地的方式回应竞争。这让上海的城市形象更趋完整:它既是“被塑造”的全球城市,也是“自我塑造”的现代都市,被动开放与自主建设的交织博弈,构成了上海充满张力的城市品格。


综上,江湾五角场的意义远超历史风貌区或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它是理解上海的关键钥匙:物质上,是“民族现代性”的纪念碑,与外滩“殖民现代性”遥相呼应;精神上,是现代城市规划本土实践的奠基之作;叙事上,它补全了上海的双线故事——既有融入世界的开放,也有立足本土的创造。探访江湾五角场,不仅是对历史遗产的珍视,更是对上海完整城市身份的体认。魔都的魅力,正源于开放与自主共同谱写的复合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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