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刘振民：美国缺席扩大气候融资缺口，中国坚守多边框架前行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5日，巴西贝伦，COP30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巴西亚马孙地区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步入关键谈判阶段，资金问题成了各方博弈的核心。会议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独家专访，深入解读了美国缺席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气候资金困境、公正转型以及中国角色等热点话题。

刘振民指出，美国的缺席不仅削弱了多边机制的完整性，更直接且严重的是，导致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协调失灵，让本就困难的气候融资任务“难上加难”。

他坦言，本届大会在资金问题上难以达成新的量化协议，当务之急是重申既有承诺并制定清晰的资金路线图。

面对多边进程的挑战，刘振民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地维护以《公约》和《巴黎协定》为基础的多边合作框架，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等机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此外，他还详细说明了中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早期预警系统建设等方面的立场与行动，展现了中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清晰路径。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5日，巴西帕拉州贝伦，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期间，第11届能源转型理事会部长级会议现场。

美国缺席让气候融资任务“雪上加霜”

COP30是历届COP中首次出现美国代表团缺席的大会。美国前国务卿、首任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此前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认为，全球气候议程已发生根本变化，他呼吁在美国可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对此，刘振民首先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格局。他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35年来，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构成的南北两大阵营的谈判。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长期担任“协调者”和“领头羊”。

“美国的缺席，对多边合作影响有限，但会削弱发达国家集团内部的协调能力。”刘振民说，这种影响在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尤为明显，对大会谈判也有一定影响。

他进一步表示，欧盟已表明没准备好填补美国留下的资金空白。“所以说，发达国家集体协商来每年分担3000亿美元这种动力暂时不存在了。”同时，美国作为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大股东，其干预可能使这些机构动员气候融资的能力下降。尽管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不受美国影响的多边银行，但总体能力有限，难以弥补全球性的气候融资缺口。

“谁也无法替代美国，”刘振民回应克里的期待称，“中国和美国处境不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强调，中国的作用是坚定维护《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形成的多边框架，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共同推动谈判。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先国家，”刘振民明确，中国会在COP28迪拜会议启动的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继续前进，希望未来10年和各方一起落实好《巴黎协定》，加快全球能源转型，为减缓全球气温升高努力。另外，他也期望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全球经济乏力的背景下，继续保持多边合作。

“中国在维护气候变化多边合作方面有一定影响力，我们会继续发挥好这种影响力。”刘振民说。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3日，巴西贝伦，COP30联合国气候峰会会场外。

营造绿色贸易和投资环境“一举多得”

然而，现实很严峻，由于美国退出，本届大会在关键的资金问题上进展艰难。

“本届COP30在讨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整个气候融资问题上会很困难。”刘振民重申了COP29达成的发达国家未来十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的目标框架，但承认当前政治环境下难以达成新的资金协议。

“由于美国退出，发达国家出资问题更难推进，整个气候融资问题都很艰难。”他说。

面对困境，刘振民提出中方的核心关切与解决方案。他认为，首先，本届大会发达国家即使无法做出新的出资承诺，也应重申以往大会决议承诺的援助义务。其次，要推动大会达成未来一个时期向发展中国家动员1.3万亿美元资金的路线图。

更重要的是，他呼吁营造有利于绿色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环境。“要呼吁有关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减少单边措施，避免更多贸易保护措施。”刘振民指出，引导全球企业投资能源转型，既能为企业找到投资方向，也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能源结构，是一举多得的事。

从承诺迈向行动落实

COP28进行的首次全球盘点（GST1）确认全球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上差距巨大，并达成《阿联酋共识》，启动了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刘振民认为，COP30的重点是继续推进和落实COP28达成的《阿联酋共识》，确保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

“不能因为美国退出，或一些国家国内行动乏力、国际环境不利，就停下转型行动。气候变化不等人，人类也不能等。”刘振民表示，东道国巴西政府确定的“从承诺转向行动”这一目标，得到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支持。他认为，本次大会不应寻求颠覆性的新协议，而应聚焦将既有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加快全球能源转型。

刘振民特别指出，COP30的另一项关键任务是推动各国提交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s）。根据《巴黎协定》，各缔约方应在2025年提交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规划2035年的气候行动目标。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统计，目前约125个国家提交了新NDC。

他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尚未提交的国家，尽快完成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报告。

“提交国家自主贡献，首要的政治和法律意义是表明各国对《巴黎协定》效力和基础的拥护。”刘振民解释道，“其次，通过基于各国国情的报告，国际社会能全面、真实了解全球气候行动现状与未来，这为2028年的全球盘点奠定基础。”

针对有国家提议通过非正式的全球盘点施压提高雄心，刘振民明确反对。他强调，全球盘点必须遵循《巴黎协定》规定的五年周期，不应每年进行。“这不是本届大会要做的事。”他认为，气候行动关键在于国内落实，而非频繁的国际会议讨论。“各国要落实好国内行动计划，靠国内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实，而非靠开会推动。”

强加不符国情的气候适应指标“毫无价值”

除了在减缓行动上要务实推进，刘振民指出，在帮助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方面，要尊重各国国情，避免空谈。

全球适应目标（GGA）的框架已在COP29确立，但衡量和落实仍是难题。在气候适应问题上，刘振民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缺乏技术和资金，且不希望气候适应行动过度依赖私人资本，而是期待官方发展援助。

对于欧盟等推动制定具体“适应指标”的做法，刘振民持审慎态度，并站在非洲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表示理解。“很多发展中国家说‘我没见过这样的指标，我怎么做’。”他认为，本次大会不一定要就具体指标达成共识，否则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来说，强加不符国情的指标“毫无价值”。

他提出，适应行动应抓住最急迫的问题，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倡导的“全球早期预警系统”建设。刘振民介绍了中国的贡献：“中国政府准备在2025到2027年三年内发射三颗气象卫星，覆盖西太平洋、亚洲地区、印度洋以及非洲多数地区。”他表示，中国已具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气象和气候灾害早期预警的技术能力，并通过双边合作推广这一“全球公共产品”，这是中国为全球适应行动做出的切实贡献。

发达国家早于2050年碳中和才是公正转型

针对当前热议的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议题，刘振民认为西方媒体的解读有误导。他强调，公正转型首先是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他质问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把自己的碳中和时间表定在本世纪中叶，那么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整体目标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何在？……发达国家必须做出表率，至少应提前到204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

在国家层面，刘振民强调要尊重每个国家决定自身能源转型路径的主权和管辖权，避免制定统一的“公正转型”标准。他警告要避免利用此议题“挑拨不同族群、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坚持的公正转型，是以人为本的转型过程。”刘振民阐述，每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应在转型政策中综合考虑全社会因素，确保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

气候变化贝伦大会虽路途遥远，但仍有大量国内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来到现场。中国将如何更好地激励和整合国内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专访最后，刘振民谈到了非国家主体的作用。他呼吁企业不仅要参与COP会议和活动，更要切实参与相关行动。

“参与能源转型投资既是直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为自身找到未来发展方向。”刘振民说。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摄 海报设计 祝碧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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