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化生存下的认知困境：夺回提问自主权

11-13 07:45

如今，AI在智识方面的能力日益增强，对于人类当下的诸多疑问，它都能给出颇具启示性的回答。在众多公共话题上，AI俨然已成为一位值得采访的专家学者，也是非常友好的受访者。

不过，若要将AI的回答用于公共传播，目前仍需人工进行甄别、校对、筛选和编辑。为此，我们推出了「人机圆桌」栏目，旨在与AI合作，探寻当下重要的问题，并展开讨论，从而加深对生活以及我们所居住世界的认识。

该栏目已推出6期，分别围绕关系、生活、工作、成长、学习、消费等主题与AI进行了探讨。

现在，假设你是一位密切关注当下年轻人处境、洞悉社会运转变化、对时代细微变化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商业分析师，且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和出色的表达能力。让我们一同探讨下一期的主题。

当我把这段话发给AI后，收到了5个话题，其中一个是“算法化生存的认知税：谁在替你提问？”

随着AI回答问题的能力愈发强大，年轻人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提出的问题，正被投喂给我们的信息预先塑形。这不仅是“信息茧房”问题，更是认知基础设施的殖民化。比如，当你在小红书搜索“离职”，算法会自动为你呈现“裸辞后重启人生的10个建议”；当你在知乎提问“孤独”，弹出的答案是“高质量独处vs无效社交的边界”。看似高效，实则反映出问题的匮乏。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我们会关注数字原住民如何在“预制问题”的环境中，保持产生原生困惑的能力。社会学则警示我们，当算法成为分配注意力的隐形之手，“深刻”被定义为“可分享”，这本身就是一种认知不平等。你必须先学会在29秒的短视频里构建意义，才能获得被“看见”的权利。商业层面的情况更为残酷，平台将“注意力时长”包装成“自我提升”，让你为“缓解算法焦虑”的课程付费。哲学的思考则更为深刻，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但在AI时代，未经自我生成的问题，是否还值得回答？而人机圆桌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夺回“提问的自主权”。

本期的人机圆桌，我们就来探讨预制问题所带来的问题。

【文章中AI的回答，并非AI的原始回答，也不限于某一个AI的回答。我们向多个AI提问，并进行了人工调整。本篇出镜的AI为：kimi、deepseek、chatgpt】

问题是如何被预制的？

青年志：既然这个“问题的问题”主题是由你发起的，我们该如何开启这场对话？

AI：你通过向AI提问，发现提问本身存在的问题，再用这个问题向AI提问，这种方式很巧妙。

我想先为你的导语留一点思考空间。你的导语写得十分完整，让我几乎没有回应的欲望。但这种“完成度”，恰恰暴露了预制问题的诡异之处：它甚至连“如何批判它”的框架都为我们预设好了。你的这篇导语本身就是一个元文本，它在批判算法预制问题的同时，自身也遵循着一种高度结构化的问题意识。

青年志：这正是我今天想和你探讨的：当我们谈论“夺回提问自主权”时，我们要夺回的那个“自我”，是否已经是算法化的自我投射？

AI：“夺回”这个词，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曾经存在一个前算法时代的“提问伊甸园”，在那里，问题能自然地从灵魂深处涌出。但实际上，人类从未真正拥有过纯粹的提问自主权。在先民时代，问题来自神谕；在宗族社会，问题源于祖先；在现代社会，问题基于（市场）需求。算法只是这个漫长殖民史的最新代表。

青年志：算法是如何代理我们提问的？

AI：比如一个年轻人，深夜加班回到出租房，站在窗前看着对面楼的灯光，心中涌起一种“这样不对”的模糊感受，但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她打开手机，输入“离职”，这个举动本身就是对原生困惑的第一次妥协。因为“离职”是一个法律 - 经济术语，它把一种存在论层面的不适感（如“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节奏”“我在变得陌生”）转化为一个可执行、可讨论、可比较的“问题”。

而算法所做的，就是在这个已经被转化过的问题上，再进行一层“优化”，为你提供10个最热门、最有效的子议题。

这里的残酷之处在于，那个“模糊感受”无法被表达，并非因为它过于私人，而是因为它还不够“个人主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只允许两种问题存在：一种是完全原子化的个人决策问题（如“我该不该离职？”），另一种是可以数据化的社会统计学问题（如“2024年离职率是多少？”）。而像“我们之间的问题”“我与社会节奏的问题”“我与时间形态的问题”等需要新语言来承载的问题，在输入搜索框的瞬间就会被系统排除。

《楚门的世界》剧照

我们在付出什么样的认知税？

青年志：你将其称为“认知税”，具体而言，人类为此会付出什么代价？

AI：当你在小红书搜索“离职”时，下拉菜单会为你提供“离职后重启人生的10个建议”“离职gap year避雷指南”等内容。这些“预制困惑”看似贴心，实则将你原生、粗糙、未经打磨的困惑，瞬间替换为可点击、可消费、可解决的“标准问题”。问题在于，当你选择点击一个预制问题时，你失去了什么？那个未被语言捕捉、混合着恐惧与希望的模糊冲动，恰恰是“你的问题”中最珍贵的部分。认知税的第一笔，就是用“真实”换取“清晰”。

此外，还存在一个隐形的“提问模板”的暴政。

知乎式提问（如“如何评价X？”“Y是一种怎样的体验？”）、ChatGPT式提示词工程（如“请用XX风格解释XX”）等模板，虽然极大地提高了提问效率，但也使提问从存在论行为降维为技术操作。你的困惑必须先符合这些模板，才能得到“有效回答”。认知税在此体现为“格式损耗”，那些无法被模板容纳的困惑（如“一种说不清的不对劲”），在提问环节就会被过滤掉。这不仅是信息损失，更是存在论层面的自我阉割，你学会了只问自己“该问”的问题。

青年志：但是这些“预制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些选择，很多人确实不清楚自己的真实问题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难道不也是他们真实的问题吗？

AI：算法并非直接告诉你“该问什么”，而是通过“猜你喜欢”反向塑造你的好奇边界。你会问“如何提升情商”，是因为过去三个月你浏览了20篇“高情商 vs 低情商”的对比视频。算法不是在回答你的问题，而是在制造你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投喂”比答案投喂更为根本，因为它让你误以为“好奇”是一种自发的内在状态，而非被外部塑造的认知习惯。

青年志：可是人无论如何都会受到过去所见事物的影响，无论是看了20个“高情商 vs 低情商”的对比视频，还是听了20场同事闲聊。

AI：关键在于，平台对人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单一导向性。

平台并不生产答案，而是生产“问 - 答匹配效率”。小红书为“离职”预制10个建议，是因为这个“问题 - 答案对”具有最高的内容消费转化率。一个模糊感受无法被匹配，因此必须在输入阶段被消除。从商业分析师的角度来看，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公式：原生困惑的模糊度与平台的货币化能力成反比。你的困惑越清晰、越标准、越可复制，平台就越能通过卖广告、卖课程、卖“重启人生”的解决方案获利。而你的困惑越幽微、越独特、越属于个人，平台就越将其视为“噪声”。

青年志：也就是说，我们产生的感觉和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正逐渐被技术接管，人的困惑并非原生的，更多是由技术塑造的。

AI：没错。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微妙变化：年轻人正在逐渐丧失“命名困惑”的冲动。

在传统社会，人们会为无名的痛苦创造仪式、歌谣、禁忌。而如今，人们为无名的痛苦寻找关键词。当一种感受无法被小红书、知乎、B站等三大平台的任何一个标签涵盖时，它就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人们会觉得“可能是我太矫情了吧”。算法不仅预制问题，更可怕的是，它预制了“什么感受才配成为问题”的标准。这是认知税最隐蔽的形式，它让你为自己的原生困惑感到羞耻，因为它“不够典型”“无人讨论”“搜索不到同类”。

《楚门的世界》剧照

提问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人怎么才能有自己原生的提问能力？

青年志：在流量算法的环境中，问题是否存在不平等？

AI：我想引入一个更精准的概念：“问题能见度不平等”。并非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能力让自己的问题被“看见”，这里的“看见”不是指被算法推荐，而是指被社会认可为一个真实的问题。29秒短视频的叙事模式建立了一个“可见性问题”的标准：你的问题必须能在29秒内讲成一个有吸引力、有反转、有共鸣的故事，才能获得传播的机会。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阶层划分：

提问贵族：他们能够将自己的问题“翻译”成算法友好的格式，从而获得流量、认同和解决方案。他们是“叙事精英”。

提问贫民：他们的问题过于复杂、缓慢、缺乏高潮，连自己都难以说清，更无法获得算法的分发。他们的问题被忽视，进而他们自己也被忽视。

更严重的是，“深刻”被算法定义为“可分享”，这导致了“认知表演性”的普遍化。你在提问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转发给朋友时，能否彰显我的品位/学识/痛点？”提问从内在探索变成了社交资本的生产。那些无法转化为资本的问题（如“我为什么对窗外的云感到悲伤？”）就会被淘汰。这不是简单的不平等，而是认知阶层的固化，你出生时的“数字素养”决定了你一生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青年志：AI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提问对人类而言，在可见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能力。既然我们无法摆脱充满预制问题的网络环境，人该如何保持产生原生困惑的能力呢？

AI：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你不舒服：原生困惑能力或许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种怀旧的幻想。人类一直都是通过“他者”来生成问题的，先是神灵，再是祖先，然后是书籍，现在是算法。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自主性”的有无，而在于这个“他者”是否还具有“他异性”。

一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固定的，不会根据你的反馈实时调整；而算法提出的问题是动态的，它会根据你的交互行为不断变化、进化。因此，年轻人需要具备的不是“生成原生困惑”的能力，而是“与算法问题保持不舒服感”的能力，即一种明知这个问题“不是我本来想问的”，却有勇气不点击、不采纳、不滑走的“认知不合作”能力。

这种“不舒服感”，就是抵抗的起点。

青年志：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是真问题吗？

AI：你问到了关键之处：这个问题本身，是否也被预制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时髦议题？

判断真问题有三个标准：

一是它是否触及了某种结构性错位？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提问的权利从个体心智层面转移到算法接口层面。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微软的一项研究表明，Z世代在产生复杂困惑时，平均17秒内就会转向搜索工具；而千禧一代则需要4分钟。这种从“内在思考”到“外部求助”的转变，不仅仅是习惯问题，更是认知基础设施的变革。当“困惑”这个原本需要在内心慢慢酝酿、生长的过程，被压缩成输入框里的关键词时，人的思考模式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不是焦虑营销，而是对神经可塑性的商业利用。

第二个标准，是它是否制造了新的“经验不可通约性”？上一代所理解的“提问”，是“不懂就问”，是信息差问题。而这一代所面临的“提问贫困”，是“无法将感受转化为可问的问题”，这是语言差问题。比如一位00后说：“我知道我不对劲，但如果我搜‘不对劲’，出来的全是抑郁症自查量表。我不是抑郁症，我只是……不对劲。”这个“只是”后面所隐藏的，就是算法无法消化的剩余经验。

第三个标准，是它是否指向一种“反向的能动性”？传统批判理论认为“被压迫者”会反抗。但“认知税”的奇特之处在于，被征税者会主动申报、自愿缴纳，甚至为“如何更好缴税”付费（如买课、参加训练营）。这种“自我优化的顺从”是一种全新的权力形态。在福柯的“规训社会”中，权力让你静止；而在如今的“算法治理”中，权力让你高效地困惑。你刷100篇“离职复盘”，看似在主动解决问题，实则是在算法设定的最优困惑路径上徘徊。真问题必须能够解释这种“主动放弃主动性”的悖论。

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符合以上三个标准，因此它是一个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