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昆仑与秦刻石：中华文明的探索印记

在中国文化里，河源与昆仑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它们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的宇宙观。近年在青海扎陵湖畔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恰好位于昆仑山下的黄河源头。河源、昆仑与秦刻石，勾勒并讲述着中华文明对“天下”格局的不懈探索。2025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三十九场暨“何为中国”系列讲座的第八讲顺利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作了题为《河源、昆仑与秦刻石》的主旨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文涛研究员、杨博研究员和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谷卿副研究员、焦天然副研究员，围绕上述议题展开了多学科、全方位的深入讨论。

易华研究员

易华指出，昆仑文化是个宏大课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新发现的秦刻石正好处于河源和昆仑的结合部，因此引起广泛关注。昆仑并非先天地理概念，而是先有神话意象，经过“历史化”与地理对应后，才与现实山脉绑定。其演进本质是中原与西部族群文化交融的产物。《山海经》里有关昆仑的记载，与现实地理并不对称，它是个循环概念，到汉代才开始在现实中落地。王莽时期，势力范围扩展到临羌的青海湖地区。王莽认为，昆仑河源和西王母瑶池就在青海湖一带，四海中的西海指的就是青海湖。王莽以来的昆仑，实际上指的是祁连山，瑶池就是青海湖。唐宋时期，与吐蕃有了联系，对青藏高原的认识更多。唐朝在河源设置了河源郡，占领该地区后，又与吐蕃交流，逐渐认识到扎陵湖和鄂陵湖地区交通的重要性。

易华认为，“昆仑”可能并非汉语词汇，而是胡语，即匈奴语或羌语。昆仑山和昆仑神话，是多民族的文化认知。昆仑与天有关，“昆仑”“祁连”本意就是天。昆仑崇拜的核心是天崇拜，天崇拜、天下观念和昆仑崇拜相互关联。昆仑既可以指山，也可以指天坛或首都。昆仑山脉成为昆仑神话的落地对象，是因其地理特征与神话描述相契合。这种契合并非单向附会，而是神话想象与地理现实在多民族交融中达成的共识，为秦代河源刻石奠定了文化基础。

易华指出，河源探索史是中国对西部地理认知深化的缩影，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代探索期（先秦—元代），先秦《禹贡》“导河积石”将积石山泛化为河源起点，因为当时中原势力未到达真正的河源。唐贞观九年（635年），李靖抵达星宿海；长庆元年（821年），刘元鼎实地记录“河源如星宿，源自西南雪山”，首次将河源与昆仑山脉关联。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都实奉忽必烈之命勘察河源，著《河源记》确认星宿海为河源核心，并指出“河源之水源于西南雪山”的昆仑东段巴颜喀拉山脉，标志着探索从政治附属转向科学需求。第二阶段为近现代实证期（明清—20世纪），清康熙《皇舆全览图》以天文测定星宿海坐标；《水道提纲》细化“河出巴颜喀拉山东麓”（昆仑支脉），明确河源属于昆仑体系。1952年，黄委会确定玛曲（巴颜喀拉山北麓）为正源；1978年，三江源考察确认卡日曲为正源，深化了地质水文研究。1984年，认定扎陵湖、鄂陵湖为黄河源，玛多县政府在两湖之间迎亲滩附近山上立牛头碑纪念。第三阶段为当代文化意义（2025年考察），2025年夏秋两次考察揭示了地理与神话现场的相互印证：从扎陵湖眺望，可见昆仑冰川融水注入湖泊，经鄂陵湖东流形成黄河干流，与《山海经》“河水出焉”完全呼应。从文献臆测（汉）、实地观察（唐）到科学实证（元—现代），河源与昆仑的地理关联最终成为共识，这为秦刻石的存在提供了认知前提。

易华认为，尕日塘秦刻石价值远超普通石刻，是秦代“西部经略”与“昆仑—河源文化”融合的物证。刻石矗立在扎陵湖北岸尕日塘草原高台（海拔4306米），背山面湖，俯瞰河源、仰眺昆仑，具有显著的地理坐标意义。“皇帝”称谓及秦篆书体表明这是中央王朝的行为，与“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同属秦始皇“宣示一统”的政治符号。秦疆“西至临洮、羌中”（含青海东部），石刻证明秦通过使者实现“象征性探索”，将河源纳入“天下体系”。石刻连接三重维度：将抽象的“帝之下都”锚定为河源具体标识，标志着昆仑从神话想象走向地理实体的关键转折；首次出现王朝主导的河源考察（早于唐、元），推动河源认知从“族群传说”上升为“国家行为”；秦篆铭文融合“昆仑”（西部族群地理称谓）、“采药”（西部资源）意象，体现了中原对西部文化的吸收整合，是“多元一体”文明的早期见证。

“尕日塘秦刻石”是解开“昆仑—河源—秦文明”关联的核心密码。昆仑神话经历史化与民族交融，最终与现实山脉耦合；从《禹贡》臆测到现代科考，证实了河源与昆仑的地理关联。秦刻石有三重意义：是秦代西部疆域“象征性探索”的标志；是“河源—昆仑”地理关联的首个王朝物证；是中原与西部族群文化整合的物质载体。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此刻石作为“河源昆仑文化”的核心遗存，是阐释中国西部“地理—文化—政治”共生关系的关键，也为黄河文明与昆仑信仰提供了历史锚点。未来需深化石刻保护、周边考古调查及多学科研究，以还原中华文明西部叙事的完整脉络。

论坛现场

在随后的对谈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文涛研究员以世界历史眼光，围绕新发现秦刻石的世界史意义交流。他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分析了河源及新发现秦刻石的重要意义。横向上，张老师指出人类历史早期的神话、宗教、习俗中常隐藏着文化深层密码。世界历史上《吉尔伽美什史诗》记载吉尔伽美什寻找长生不老药无果而归的故事，与秦刻石所记秦始皇派五大夫采药类似。将刻石记载的采药事件放在世界文化维度比较，充分肯定了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纵向上，他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四次对河源地区的考察，阐释了河源、昆仑及新发现秦刻石在国家治理和经略边疆的重要意义。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杨博研究员，分享了从历史眼光对古人知识广度的理解。他指出，面对典籍文献或重大发现，要考虑当时人的知识广度，即当时人的共识性知识有多少。新发现的文物提示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超出以往认知边界的新事物，要考虑当时的具体环境、知识的分享和流传，尤其是共识性知识的普及程度。先秦时期及更早的新石器、旧石器时代之前，人类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可能超乎想象。这种人群交流程度通过器物体现，多元一体的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个漫长过程，可通过考古和文献实证。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谷卿副研究员在对谈中指出，河源和昆仑自古就是重要的神话空间，共同构成早期中国对文明源头和天地中轴的想象。尕日塘秦刻石恰好处于这两种象征叙事的交汇点。秦刻石的意义在于将象征性空间和政治实践联系起来，不仅拓展了我们对秦帝国封疆立石传统的认识，从思想史角度看，也意味着昆仑从神话地理逐渐转变为政治地理。其基本逻辑是以文字确立空间，以空间验证天命。这一观念在秦汉后进一步发展，形成各种制度仪式。寻源也是文明合法性的证明手段。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叙事有从源立制的倾向，每个朝代和帝王都不断追溯并重写自身源头。秦刻石正是这种起源政治观念在秦代的体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公众对这一发现的热烈反应，说明源头仍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领域。尕日塘秦刻石让我们看到，考古在当代中国成为重塑历史、塑造认同、实证连续性的重要方式。其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改写秦代历史细节，更在于挑战以往具体历史知识和验证历史知识的逻辑。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的院焦天然副研究员分享了汉代对黄河问题的认识、对黄河源头的探索实践，以及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和对昆仑问题的认识，阐释了黄河对汉代国家社稷的政治意义以及河源、昆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杜望介绍了清朝政府对河源和昆仑的考察和治理实践，指出河源不仅是地理问题，更是文化认同问题，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论坛召集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喻静副院长，她充分肯定了河源和昆仑在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中的坐标意义，指出秦刻石是新材料、新问题，在当代给予我们无限想象空间。河源与昆仑是贯穿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是本源问题、认同问题。本次论坛以新发现秦刻石为契机，从不同视角、不同方向思考河源昆仑这一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宏大问题，以丰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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