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性化妆：跨越千年的风雅之美

2025-10-18

那些妆奁、脂粉与铜镜，宛如时间的信使，静候千年，只为证明，对美的渴望，是所有人的权利。

一位男子对镜敷粉施朱、描眉贴金，这并非戏曲后台的场景，也不是异域奇谈，而是千年前华夏大地上真实存在的风雅。

当我首次在《韩熙载夜宴图》（五代时期古画）中，看到那些面容白净、眉眼精致的男宾时，仿佛听见了历史深处传来的轻叩——原来，当代人遗忘的，不止是他们的容颜，更是对美本该有的开阔理解。

在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的“漆妆奁”前，我驻足许久。铜镜已锈，木梳已朽，但那个战国将军对镜理容的晨昏却恍如昨日。

《礼记》中说：“日五盥，沐稷而靧梁”，这般虔诚，不似今人草草洗漱，更像是一种修行。我常想，古人将美容融入日常，就如同佩戴美玉在身，哪里只是单纯的爱美？分明是借外在的修饰，完成内在的修为。武士出征前对镜修容，谋士进谏时整冠正衣，那铜镜映照的，何尝不是一个人对待世界的庄重？

“何郎傅粉”的典故十分有趣。魏明帝怀疑何晏敷粉，便赐给他热汤饼。何晏食后用朱衣拭面，“色转皎然”。可见当时贵族男性敷粉是常态，目的是让皮肤看起来白皙无瑕。一个男子，连流汗都能这般风雅，这并非孤例。《颜氏家训》里记载，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又想起嵇康刑前索琴，弹罢《广陵散》，他整理的不只是衣冠，更是士人最后的体面。原来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男士美容可以是精神自由的宣言，外在的精致与内在的风骨，从来都可以相得益彰。

大唐的气度，在男子妆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唐代皇帝会在腊日赏赐臣子面脂、口脂，这在当时是自然的礼仪。敦煌壁画第220窟的供养人，眉染翠色，面若桃花；武则天朝，“男宠”张昌宗获“面似桃花”的赞誉；新科进士在曲江宴上“争奇斗艳”……由这些片段拼凑出的大唐，让人心向往之。那是个真正自信的时代，男子敷粉、涂唇、描眉，如同赋诗、舞剑、从军一样，都是生命力的自然流露。

如果说唐代是张扬的华丽，那宋明则是内敛的精致。宋人的风雅，在鬓边一朵牡丹中展现得恣意。《宋史·舆服志》记载，新科进士赴闻喜宴，皆赐簪花，所谓“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庆典中君臣共簪鲜花的盛况，美得不可思议。宋仁宗时，司马光中进士，虽不喜奢华但仍依制簪花。那个印象中严谨刻板的史学家，也曾在及第之时帽簪鲜花，行走在闻喜宴上。

及至明代，士大夫对仪容的讲究深入肌理。他们秉承《礼记》“日五盥”的教诲，三日一沐发，五日一沐浴，以此作为修身之道。名臣张居正“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足见其对仪容的精心修饰。宫廷之中，帝王群臣对仪容的重视，在《宣宗行乐图》卷中也能窥见。该画卷描绘了明宣宗在御园中的行乐场景，王臣们衣冠楚楚，面容洁净，气度雍容，展现了明代上层社会对君子之风的追求。这让我恍然，原来宋明理学并不压抑美，只是将美纳入了“礼”的范畴。明仁宗第九子、梁庄王墓中那支金花簪，牡丹层叠，璀璨光华，工艺精湛，仿佛在诉说着：美，从来都是个人修养的一部分。

从商周巫祭的彩绘身体，到明代士人的熏香剃面，男性审美的历史长河流淌了千数年，它的断流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当人们将“男儿本色”窄化为“不修边幅”，把“阳刚之气”简化为“粗糙豪放”，他们失去的何止是一种传统，更是对美应有的包容与开阔。

《礼记》曰：“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古人早懂得，外在的整洁得体与内心的端正敬畏本是一体。真正的文明，不该用刻板印象束缚天性，而应让每朵花都按自己的方式绽放。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一个现代男子与宋代士人在镜前相遇，相视一笑：“原来，你也重视这张脸。”“本来，美就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啊。”

当粉黛不再是闺阁专属，当对镜理容成为每个人的权利，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才会更趋完整。就像春天的花园，牡丹有牡丹的雍容，菊有菊的清雅，各美其美，方成盛大。历史的镜子里，映照着一个朴素的真理：追求美的权利，从来都不该被性别禁锢。无论男女，那个在镜前认真对待自己的你，都在续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风雅。此刻，终于听懂了千年铜镜里的私语——美，本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