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最新考古：彰显礼制文明同源同流

2025-10-10

原创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北京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冉宏林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公布了三星堆多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碳十四年代测定显示，三号、四号、六号、八号祭祀坑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而且一、二、三、四、七、八号坑中发现可拼对的同一器物残片，表明埋藏年代相同。这为厘清祭祀坑年代和构建遗址精细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深入研究三星堆的祭祀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线索。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一直备受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从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器的祭祀坑年代集中在距今3226年至3037年，此时黄河流域的殷墟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都处于商王朝晚期。那么，三星堆的古蜀王国与中原殷商王朝、西周王朝是否有交往和联系呢？在2025三星堆论坛上，学者们通过研究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造型特征、铸造工艺和文化内涵，来探秘三星堆，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独特的文化面貌

以青铜礼器为核心形成的礼仪制度体系，是夏、商、周代表的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基本文化特征，这不仅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还对东亚早期文明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指出，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掘，让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达到高峰。巨型青铜人像、奇特的青铜面具、各异的青铜头像、黄金面具、高大的青铜神树、黄金“权杖”等，都展现了其独特文化面貌。后来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等青铜时代遗存，也属于三星堆文明体系，这丰富了人们对东亚青铜文明体系的认识。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平原广汉境内，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约4平方公里。除北面是天然河道，古城东、南、西三面有人工夯筑的城墙，城内有不同功能区域。随着八个祭祀坑、青关山大型建筑遗址以及不同时代夯筑的小城相继出土，学术界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古蜀文明的辉煌成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表示，三星堆遗址延续时间长、范围广，包含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个时期，三者既有继承发展关系，又有显著差异。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因资源争夺，各社群修筑城墙形成城邑林立，三星堆聚落最终吞并其他古城，成为成都平原唯一中心聚落。

孙华推测，三星堆遗址在第三大期之初发生变化，三星堆城从国家中心都城降为普通城邑，可能经历了争夺都城的战争。战争破坏了部分城垣，改变了城市水系，大型建筑区和宗教祭祀场所也不复存在。战后，留在城中的人主要集中在西北小城，部分人群迁往他处。这使得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十二桥文化的聚落增多，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技术创新与本土化表达

三星堆对中原青铜礼器的仿制，主要体现在青铜尊和青铜罍上，尚未发现青铜鼎。霍巍认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模仿了中原的“列鼎”制度。不过，这些青铜尊、青铜罍造型仿照中原同类器型，纹饰风格却有古蜀人的创造，如装饰龙、虎、鸟、大眼兽面纹等神秘动物图像，这与南方青铜器系统关系密切。以往在湖南、湖北等地的商代青铜器上也常见此类装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的青铜器与长江流域青铜器关系密切，可能是中原殷商青铜文化经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上游。

霍巍举例说，三星堆祭祀坑中双手顶尊的青铜像，表明古蜀先民尊崇“尊”这种器型，这与中原用青铜容器作礼器意义相同。而且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中常装有小件玉器、海贝等。新出土的青铜祭坛底座上，跪坐的小铜人像背负青铜罍，可能象征着将贵重祭品置于祭坛中心。这些都显示三星堆先民尊崇中原青铜文明的“国之重器”。

三星堆青铜器采用与中原相同的铸造法。研究发现，殷商时代青铜器原料中的高放射性同位素铅（高放铅），在三星堆祭祀坑的53件青铜器样品中，有50件属于此类。这反映出中原地区和三星堆在青铜技术上可能有过交流。霍巍认为，三星堆吸收了周边文明因素，具有东西方文明交融特点，是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三星堆先民创造出特色青铜文化，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联系密切，还为中华早期文明注入新元素。

三星堆还有许多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罕见的物品和现象，如高大的青铜人像（或神像）、大量使用黄金、青铜神树等。联合研究表明，三星堆青铜器在商代晚期形成以分铸为核心，兼用浑铸、锻造的创新铸造技术体系。内芯与外范共同铸造器型，制作泥芯时加入芯骨加固支撑，用芯撑保持内芯与外范的相对位置。独特的“芯骨—条形芯撑”技术，解决了细长、弯曲器物的成型难题，是铸造青铜神树的关键。

冉宏林认为，三星堆在既有技术框架中展现出独特的技术创新与本土化表达，这深化了对中国古代青铜铸造体系的认知，也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及世界青铜技术与文化交流机制提供了新证据。

揭示礼制文明同源同流

三星堆遗址除青铜器外，还出土大量陶器、玉器和石器，其中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的玉器相似，都是祭祀礼器。玉器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体现礼制系统，三星堆玉璋形制与中原及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相似。以玉器沟通天地人神、敬天礼地的观念，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独有的礼器系统。霍巍推断，三星堆是中国史前和夏、商、周三代玉璋流传的重要环节，与中原玉器系统同源同流，是中国古代“礼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邓聪长期研究牙璋。他发现国内最早的牙璋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山东地区，后从东往西扩散到黄河流域。距今3600年前后，黄河中游出现牙璋变化，二里头遗址的牙璋出现“龙”形化。距今3300年前后，龙牙璋扩散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处除龙牙璋外，还有含凤文化元素的地方特定性牙璋。长江流域及岭南是凤文化范围，四川位于长江上游。邓聪推测，越南北部出土的牙璋受古蜀时期四川盆地影响。他还从牙璋探讨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商文化的关系，“牙璋是夏文化的特征性玉礼器，商代在古蜀国很发达，但古蜀国为何喜爱牙璋仍是谜，解开后能否说明其与夏文化关系更密切，还在研究中”。

夏、商、周三代以“礼制”为中心的制度文明，三星堆先民有选择地接受了部分青铜礼器，并作为“祭器”用于祭祀场景。他们舍弃“列鼎”之制，却以跪坐顶尊等方式表达对中原青铜礼制的尊崇。神坛或祭坛上能见到青铜礼器，八个祭祀坑中的青铜尊、青铜罍可能原是宗庙祭器。

霍巍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与殷商王朝晚期年代相近，是古蜀文明的体现。虽其年代、分期难以与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历代国君对应，但与中原殷商青铜文明有诸多共性，通过玉器、部分青铜容器、形制纹饰、制作工艺及原料等体现。这证明三星堆文明与中原青铜文明相互融洽，说明在夏、商、周三代，三星堆青铜文明深受中原青铜礼制影响，是中原文明体系的一员。三星堆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脉络、中原文明扩散以及边地对中原文明的吸收再造提供了样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陆航班晓悦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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