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时代重读《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

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代。在这喧嚣之中，鲜有人知人工智能最核心的观念源于上世纪的控制论思想，更少有人意识到如今人工智能认知上的巨大混乱也源自此。

《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控制论》）于202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这是一本40多年前的书，作者金观涛和华国凡写作时还是二三十岁、初露锋芒的青年学者。我初次接触控制论是源于对管理学的思考，在写作《“理解”供应链——系统论视角下的供应链概念》时，众多控制论与系统论参考书中，《控制论》及金先生的其他几本重要著作对我影响最大。如今，在人工智能风起云涌之际重读《控制论》，我发现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和我当时研究的管理学领域，面临着相同的方法论问题，陷入了相同的认识论迷雾。重读此书让我的思考回到方法论思想的原点，而控制论学科最初的问题意识，正是从对“智能”的思考开始的。

控制论最基本的发现是，“有组织系统”层面表现出的“智能”，其背后原理基于维纳所说的反馈结构，或艾什比所说的多层次自耦合结构的稳态。“学习”能力正是基于寻找稳态的机制。艾什比的《大脑设计》将神奇的“智能”和大脑机制归结为简单的机械结构，这是“从机器中赶走鬼魂”的过程。

《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

在当下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中，负反馈结构仍是核心，也是“学习”能力的基础架构。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工程概念日益为人熟知，而老派的“控制论”概念却逐渐被遗忘。

人工智能发展中始终存在“主体性”问题，有时被称为“强人工智能”问题，后来讨论较多的是通用人工智能（AGI）问题。2017年AlphaGo战胜柯洁、2022年末ChatGPT诞生，都引发了相关讨论高潮。ChatGPT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能处理自然语言符号串，与人无障碍沟通。

这里我不详细探讨大语言模型能否具有主体性的问题，而是讨论重读《控制论》时体会到的问题：如何回到控制论起点看待认识论危机？有个视角或许未曾有人提出，即控制论观念在人工智能和管理学领域充分发展时，各自的遭遇和结局。

为何能将管理学和人工智能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领域放在一起比较？因为追溯到控制论的方法论，会发现这两个领域都在思考控制论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组织（机器）的智能？进一步贯彻时，必然会遇到智能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

自泰勒的“科学管理”和福特的流水线实践后，生产和企业组织被等同于“机器”，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控制论进入管理学领域后，将企业和机构视为“组织”，即功能耦合体，进而思考“组织智能”问题。控制论视角下的机器与“科学管理”的机器不同，它更重视系统功能耦合结构和互为因果的因果网络结构，产生了基于“反馈调节”的“智慧组织”和“学习型组织”等新观念。管理学控制论的开创者提出过针对“组织智能”的具体规划，其基本观念都是构造类似的负反馈与多层次自耦合结构。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控制论作为新方法被应用到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杰伊·弗雷斯特的系统动力学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将系统动力学的核心观念引入管理学。“第五项修炼”中的“系统思考”体现了控制论的基本观念。

管理学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在控制论视角下类似，但有明显差异：管理学模型包含人，人工智能模型只有数据。这一差异使管理学模型更早面对智能和主体性的关系问题，这是控制论贯彻时必然遭遇的认识危机。此危机在人工智能领域近期出现，在管理学领域早有预演，老派控制论学者未曾认真处理该问题，甚至将智能和主体性混为一谈。

圣吉将老师弗雷斯特的“心智模型”观念纳入讨论。当下人工智能领域讨论热烈的“世界模型”，实际上就是弗雷斯特的“心智模型”，最早在组织智能中讨论“世界模型”的是管理学。

在人工智能中，对世界模型的讨论涉及模型是否真正“理解”现实世界，是实现“推理”“规划”、从“经验试错”学习上升到“因果推断”、实现“真实性扩张”的必要条件。梅拉妮·米歇尔认为，现有人工智能系统缺乏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丰富内在模型，人类构建的抽象模型是智能的基础。

本文不探讨“世界模型”的认识论本质，仅将其作为比较研究素材。管理学和人工智能领域都讨论心智模型问题，回到控制论方法论，双方都认识到心智模型难以通过“经验试错”学习获得，却是“类人”智能不可或缺的，它与人的“主体性”息息相关。

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书名有意思，可拆成“训练”和“修身”。部分人工智能专家认为大模型能“训练出”世界模型，这源于控制论对“智能”与“主体性”的混淆。圣吉意识到“心智模式”涉及人的“主体性”时，不能仅靠训练，而应关注“修身”。但他和人工智能领域一样，未能在认识论上取得真正突破。

“超级对齐”和群体修身本质上是将主体性纳入机器（组织）智能。控制论虽对多领域有深远影响，但其核心思想在各专业领域被专业化和碎片化的工程概念取代。然而，控制论的核心思想并未发展殆尽，人工智能和管理学控制论的认知困境都源于此。当下重读《控制论》意义重大，能让我们回到原点，寻找克服认知危机的哲学路径。

历史上重大理论突破与认知危机相伴，人工智能的认知危机将推动各理论体系突破。我们需深刻洞察危机，我对人工智能和管理学的比较分析，表明危机有深远历史背景，当下人工智能热潮使危机更明显。20世纪哲学革命后，控制论作为哲学思想幸存，但它与其他哲学思想的内在关系和冲突缺乏透彻分析。要深刻洞察认知危机，需重回哲学革命和控制论思想，寻找“观念偏见”。

要回答“主体性”问题，克服认知危机，需回到控制论思想原点，重新思考智能、学习和知识。《控制论》对黑箱认识论的思考提出了知识可靠性判别标准问题，与“真实性”相关。我们需反思“符号”问题，在符号与经验双重真实性结构中定位“主体性”。金观涛先生的“真实性哲学”为理论突破开辟了路径。大模型时代重读《控制论》，能让我们回到原点，把握思想脉络，体会哲学家的深刻洞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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