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技术思想的呼唤

当翻开《在机器的边界思考》时，首先遇到的是哲学术语构成的语言屏障，它们仿佛横亘在阅读的道路上。不过，在慢慢阅读的过程中，那些有关物、机器、自然、人与艺术的困惑，竟逐渐被梳理出了脉络。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的难题，特别是要在技术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许煜对技术挑战有着深刻洞察，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他的理论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吁请，这种吁请基于一个简单且明确的现实：“技术不能被我们以泰然自若的态度来对待。”因为问题既宏大又急迫，所以他必须严谨地追根溯源，明确吁请的方向，找到能产生共鸣并一同前行的人。

《在机器的边界思考》，许煜 著，李仁杰 蒋雨航 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年出版

在这本书的开头，许煜通过阐释“节奏的个体化”，呼吁一种新的技术进程，而不只是调控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环境。我们每天按时起床，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接受可量化的考核，在社会的共性中寻找自我认同。标准化、数据化看似带来了公平与效率，却也让我们习惯用自动化的逻辑去思考和行动。人变得不可信，甚至要“去人化”。

许煜呼吁一种新的认识论，他认为不可计算者才是超越计算性经济的核心，它能在精神经济或力比多经济中发挥具体作用。如今，广告无处不在，侵入了出租车后座、地铁、电梯，甚至视频播放前的每一秒等待时间。未来，经济条件有限的人是否只能靠忍受广告来换取基本的生活体验呢？这种异化现象令人不安，而人工智能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发展，似乎正加深这种忧虑。运算性环境正在取代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许煜觉得关键在于如何把“不可计算者”融入运算性之中。

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实践的初期，常常局限于“机器是否具有创造力”或“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这类问题。但把人与机器简单对立起来，终究会陷入思维的局限。许煜指出，文化与技术的对立源于人们对技术的忽视和误解，而这种误解正加剧人机共存的困境。长期以来，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常把它视为次要的存在。这种压制主要体现在“哲学不断制造对立的概念，比如自然与技术、文化与技术、精神与技术”。在这里，许煜引入了斯蒂格勒的观点：技术有一个普遍的维度，即可以被理解为记忆的外化，以及人化过程中身体器官的解放。同时，许煜还建议，我们必须研究西蒙东关于技术性起源的思辨，以便通过重新连接自然与技术，来实现文化对技术的重新整合。

许煜提出了“技术多样性”或“宇宙技术论”的概念，强调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差异在宇宙、道德与技术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应把技术简单地看作好的或坏的工具，而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技术思维。这种思维应超越自然与技术、人类与非人类、现代与非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抵御经济或政治经济主导的单一话语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对许煜来说，思考宇宙技术的多样性必须回归地方性，我们不能从历史比较方面简化对技术的研究。技术的多样性实际上扎根于地方性，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地方性重新融入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思想体系中，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定义技术的概念。关键在于强调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需求，通过鼓励地方社区自主发明和创造，当地的人们能够在技术创新中找到与自身文化身份相符的解决方案，从而增强地方的自我认同感与归属感。其核心不在于单纯保护现有的多样性，而在于创造新的多样性。打开技术问题就是打开地方性，回归地方性隐含着一种对普遍性的重新思考。

从这方面看，读者能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被技术塑造的个体，更是能够塑造技术、理解世界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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