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流动受限触发全球知识生产新变局

原创 杨雪 中国社会科学网 北京

在众多传统留学目的地，国际学生所处环境正发生着悄然改变。英国多数国际学生如今被禁止携带家属；加拿大对学习许可数量设限，并限制国际学生毕业后工作资格；美国以“国家安全”之名，赋予边境人员撤销学生签证的权力，还计划削减联邦交流项目资金。这些举措的叠加，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态度转变：对教育的理解更趋功利化，跨境求学的意义被简化为经济考量、移民管理或安全风险控制，教育的社会性与智识价值被边缘化。这一变化正深刻影响着全球知识生产的结构与活力。

知识的流动受到阻滞

英国牛津大学比较和国际教育副教授梅亚·尚科塞利亚（Maia Chankselian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国际学生并非国家科研体系的附属力量，而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不仅丰富了本土学生的学习体验，还拓宽了学术视野。英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学生认为与国际同学交流开阔了视野，85%的学生表示这提升了他们的全球胜任力。

尚科塞利亚认为，跨境求学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具有社会性与智识转变的经历。学生在异国学习时，常形成比较视角，这不仅促使他们重新理解本国制度和社会，还赋予他们更强的公共参与能力和反思意识。这种“跨语境”思维方式，让他们成为知识学习者、职业操守实践者、改革推动者和公民意识承担者。

归国毕业生带回的不仅是专业技能，还有新的组织能力和行为方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比较学习，使他们能在本国语境中重新思考政策设计、社会参与和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尚科塞利亚在对70个国家700多名毕业生的追踪访谈中发现，这些“全球流动者”回国后往往成为推动性别平等、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参与式治理等制度创新的关键力量。他们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到了什么”，更在于“成为了怎样的人”以及如何拓展了认知边界。

知识流动的正外部性也体现在东道国社会。多项经济学研究表明，国际学生推动了知识生产与经济创新：在美国高校，国际研究生比例每提高10%，专利申请数量增长4.5%，专利授权数量上升6.8%；国际硕士生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平均催生0.4个初创企业。这种跨文化互动，提高了接收国高校的研究活力，增强了社会的包容能力与创新基础。

然而，在签证收紧、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和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知识与人才的流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阻力。尚科塞利亚表示，尽管疫情后部分国家国际学生数量曾反弹，但最新数据显示增长趋势放缓，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逆转。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过提高经济担保门槛、限制陪读签证或设定招生配额等方式，主动削减国际学生数量。美国虽整体留学生人数可观，但政策环境日趋收紧，尤其是对中国学生，2019年以来注册人数减少了超四分之一。

尚科塞利亚认为，这一系列政策转向表明国际学生角色在政策语境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不再被视为全球知识体系和社会创新的重要参与者，而更多被当作财政收入来源或国家安全风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学生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者”，而被重构为需依据经济与地缘政治考量加以调控的“战略变量”。

在尚科塞利亚看来，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解弱化了国际教育更深远的制度意义。一旦学生国际流动受限，被排除在外的个体将失去拓宽视野的机会，接收国高校也会失去文化差异与思想碰撞激发的制度活力。

全球学术生产呈现结构性不平等

匈牙利国立公共服务大学社会传播学教授马顿·德米特（Marton Demeter）长期研究全球学术生产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他表示，发达国家在学术基础设施、出版逻辑和资源分配上的主导地位，是通过制度性安排长期维持的结果。在这一体系中，国际学生的跨境流动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全球南方”国家学者提供获取资源、拓展学术网络和提升机构声誉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导致人才单向流动，加剧了全球知识体系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削弱了“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能力。

德米特说：“通过计量研究，我发现‘全球南方’国家学者被迫调整研究选题、语言和方法以迎合发达国家期刊主流范式，甚至这种迎合压力有时来自本国学术体系。”这种看似“全球化”的知识流通机制，并未缓解不平等，反而使其更隐蔽、更具结构性，使单向依附被视为“理所当然”。

如今，签证限制、国际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使跨境通道面临收缩。德米特认为，这不仅意味着个体机会流失，还带来全球性系统风险：有限的认知多样性将进一步压缩，全球学术生态将丧失动态更新能力。这不仅限制了“谁能去哪里学习”，更影响了“哪些知识能流通、哪些声音被听见、谁有资格参与塑造科学未来”。

尚科塞利亚也有类似担忧。她认为国际学生流动放缓虽不会导致全球知识体系崩溃，但会使其演化趋于僵化。失去跨文化碰撞，学术体系易沿国别、语言和地缘政治边界分裂。问题关键不只是“机会减少”，而是“互惠性消失”。真正的国际教育不仅要推动知识流动，更要培养具备跨界理解与制度转换能力的人才，让他们将能力带回本土，转化为公共参与和制度创新的动力。

不可否认，当前政策趋紧会放大已有不平等结构。但危机中也孕育着新可能。尚科塞利亚指出，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国之一，也正迅速崛起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接收国和生产者。

长期以来，跨国流动让无数青年接触到本国难以获取的学术资源和制度经验，许多人成为连接异质知识体系的“中介者”，拓宽了“何为有价值知识”的边界。然而，一旦这种经历因财富门槛、地缘政治或移民政策受限，人们失去的不仅是“多样性”，更是“关联性行动力”的可能。

尚科塞利亚表示：“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未来的研究人员或技术人才，还有具备比较视角、能在文化间转换角色的人。他们是教育者、知识翻译者和改革推动者，懂得将全球经验转化为本土语言，用外部视角反思本地既定认知。”这样的存在体现了国际教育的真正价值。国际教育的缺失不仅是政策退步的表现，更是全球社会在“为何要有国际教育”这一根本问题上想象力的集体滑坡。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悉尼大学荣休教授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认为，短期内国际学生流动受阻不会改变全球知识生产整体格局，因为发达国家大学研究与出版运作不直接依赖国际学生学费。但从长期看，政策限制会对发达国家产生深远负面影响。这类政策往往出于国内政治短视考量，被右翼政党利用激发公众对“外来者”的恐惧与敌意以谋取选票和政治资本。这可能激发全球其他地区摆脱对发达国家文化与知识结构依附的愿望，并付诸行动，推动全球学术传播体系去中心化。

包容是全球知识共建的必要条件

德米特认为，真正的学术包容不能仅以国际学生流动衡量，更应关注认知基础设施的多元构建。他表示，当前全球知识生产体系存在深层次结构性不平等，要实现真正共建，需重新思考知识生成方式与基础。德米特正在研究中国如何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国家数据库和本土化科研评估机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他认为这一转变不仅是技术手段更新，更涉及学术规范、评价逻辑和知识形态的根本重塑。

在他看来，全球知识共建需核心条件支撑，包括基础设施差异化投资、知识评价体系文化转向和学术流动机制伦理重构。“全球南方”国家构建科研生态系统时，应立足本地需求和知识逻辑，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科研架构。同时，摆脱以英美为中心的单一评价标准，给予口述传统、社区参与、应用研究等多样化知识形式合理地位，是推动评价体系本地化的关键。在学术交流方面，确立更具伦理性的流动机制，鼓励南南合作、联合学位项目和导师制度，支持本地学者“在地成长”，才能改变人才外流和知识依附现状。

德米特总结道：“一个真正包容的学术体系更公平，在智识上更具深度与活力。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的多样性是全球科学进步的基础。面对国际学术流动趋缓，我们需探索新的知识流通机制，将包容视为认识世界的必要条件，而非施舍性选择。”

德米特还表示，中国正成为全球学术秩序重构的关键力量。中国在人工智能工具与科研平台融合、政策、出版和评估制度方面的系统性思考，体现了其重塑知识生态的独特能力。他说：“我的研究关注这一转变：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结合国家政策意图与文化逻辑的新型科学生态系统，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知识生产基本规则。”

康奈尔认为，构建真正全球化的学术体系需进行深层次改革。一方面要实现资源更公平分配，这关乎全球发展格局调整，只有贫困国家高等教育获得与中等收入和富裕国家相当的资金支持，全球学术才能平衡发展。另一方面要正视英语在学术交流中主导地位的局限性，虽然优质、包容的翻译服务可缓解问题，但根本是承认多种语言作为知识载体的合法性，鼓励知识生产语言多元化。

康奈尔批评了以声望、科研经费和学生学费为核心的竞争机制，该机制催生的“排行榜”扭曲了学术评价初衷。她呼吁建立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让不同学术机构根据自身使命和服务社区特色发展，而非趋同单一标准。朝这些方向努力，有助于推动全球学术交流从追逐特权的单向流动转向多元、平等的知识共享，实现真正的学术互通与合作。

三位学者都关注一个核心议题：只有打破制度性单向依赖与结构性不平等，全球知识生态才能实现共建、共治与共享。这不仅是对国际教育想象力的重申，也是对未来世界如何理解“知识正义”的集体追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杨雪

原标题：《国际学生流动受阻引发全球知识生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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