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空轨道到未来：探寻技术背后的伦理危机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人工智能、宇宙移民和生命工程等话题，已从专业学术领域走进公众视野。技术如何改变生命、塑造伦理、重构未来，成为科幻写作的关键主题。2025年出版的两部小说，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的《轨道》和中国科幻作家王晋康的《水星播种》，分别从个体体验和文明演进两个角度，探讨了技术权力与人类命运的关联。
布克奖获奖作品《轨道》是萨曼莎·哈维2023年创作的科幻小说，中译本于2025年1月由中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国际空间站为背景，细致描述了六名宇航员在高度技术化的轨道空间中九个月的生活。小说没有宏大的设定，而是用克制的笔触，展现了人在密闭技术系统中的感知失调和人性挣扎。
王晋康的《水星播种》则把视角拉到十亿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了一个关于技术与文明关系的未来寓言。这部小说于2025年由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是近年来中国硬科幻作品中哲学深度较高的代表之一。小说以“技术成为信仰”的矛盾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富翁为完成姑姑遗愿，将金属生命播撒到水星并自我冷冻，最终却被后代误奉为神而毁灭的故事。它深刻揭示出，当技术脱离理性被盲目崇拜时，就不再是工具，而会成为神话、权力甚至灾难的根源。
这两部作品从微观与宏观、现实与寓言两个层面，提出了相似的问题：技术真的是中立的吗？它是统治生命的权力工具，还是服务人类文明的辅助手段？面对科技主义带来的伦理缺失，人类该如何书写未来？实际上，反科技主义并非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坚守人性与伦理的价值底线。
技术暴力与意义失重
在《轨道》中，作者关注技术如何渗透到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结构中，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作者通过典型场景批判技术对生命伦理的介入，比如对实验小鼠的观察。在空间站上，实验鼠被系统地变成数据和样本。宇航员千惠虽对小鼠表示悲悯，但还是按照技术流程对它们进行取样、分析和标记。在现代技术环境下，服务于技术目的的他者生命被纳入实验体系，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主体性。
《轨道》， [英] 萨曼莎·哈维 著，林庆新 译，中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宇航员进入轨道空间站后，技术并没有展现出进步的一面，反而削弱了人在地球上的存在感。哈维通过描写身体变化、时间感消失和存在焦虑，揭示了人在技术构建的环境中如何逐渐失去主体性。首先是身体退化。在太空舱内，宇航员的身体像漂浮物一样，无法主动组织动作。这不是短暂的适应期，而是常态。技术不再满足身体需求，而是让身体适应技术设定的节奏。其次是时间结构失衡。宇航员每天绕地球飞行16圈，意味着在一天内会经历16次日出和日落。昼夜节律这一人类生理和心理的基本调节机制被彻底打乱。宇航员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看手表，确认新的一天，时间从自然流动的经验变成了技术强加的认知锚点，需要靠意识主动维持。结果是，人类失去了对“当下”的自我确认。此外，宇航员因不确定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感到焦虑。肖恩的内心独白揭示了焦虑的来源：“我就像一个密封在铁罐里的罐装人，离死亡只隔着四英寸厚的钛金属舱壁。”在他看来，太空舱是将自己与世界隔开的屏障，这种隔绝既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生命过度依赖技术系统的正常运行，人只是系统中可量化的存在。他思维的“彻底停滞”是因为无法从环境中获得确定性反馈，当生存依赖技术而非自然时，人对生命的基本信任也开始瓦解。《轨道》中的轨道空间是一个扰乱节律、剥离感知、消解意义的技术环境。在这里，人靠技术维持生命，但身体的悬浮和时间的紊乱导致精神混乱和价值秩序坍塌。
技术信仰的反噬寓言
《水星播种》以极具未来感的设定，讲述了人类用科技干预自然演化，最终被自己构建的信仰体系反噬的伦理寓言。小说中，男主角继承姑姑的科研成果——一种原始金属生命体，并在亿万富翁洪先生的资助下，将其播撒到最适合生存的水星表面，完成了一个冷静理性的科学实验。为了见证金属生命的未来进化，洪先生选择冷冻自己，驻守水星，每千年苏醒一次，记录文明演化进程。然而亿万年之后，金属生命体演化为新的智能种族索拉人。他们在失去原始知识的情况下，将洪先生误认为是造物主，将其神格化为文明的起源之神，并试图在宗教激情的驱动下“复活”他。但他们不了解洪先生的冷冻技术原理，将其“神体”暴露在摄氏700度的阳光下，导致不可逆的烧毁。面对“杀神”的现实，索拉人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迅速构建了一个“神罚”神话，用宗教逻辑掩盖了因技术丧失和滥用造成的悲剧。
《水星播种》，王晋康 等著，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出版
科技本身没有意志，也不能进行伦理判断，但它承载着人类的意图。洪先生的“沉睡”象征着技术在时间中的中性沉淀，而他的最终“焚毁”，揭示了技术被神化后的风险。技术一旦脱离理性框架，就不再是中立的工具，可能成为毁灭文明进步的导火索。
小说中，索拉人没有理解洪先生留下的技术，而是主观地将其神化，构建了一种看似完整实则错误的信仰。他们把遗迹、残片、文本拼凑成崇拜体系，却从未真正理解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历史。这种失真的信仰抑制了理性思考，释放出难以预测的破坏力。“复活”失败后，他们没有追问事实，而是用新的神话掩盖可能的追责路径。此时，洪先生的沉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代表了被误读的技术本身，也象征着技术创造者的无力控诉。王晋康通过这个设定警告人类：技术若脱离人类理性和伦理框架，其后果将不由最初的意图决定，而是由接受者的理解能力、权力结构和文化选择主导。技术必须嵌入正确的伦理结构中，否则可能成为误读、崇拜、暴力和极权的工具。
重构人类未来的伦理坐标
《轨道》和《水星播种》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反思了当代技术及其影响下的文明该如何发展。前者以太空日常展现宇航员在失重空间中的精神困境，包括制度控制、身体退化和感知紊乱；后者以宏大的时间跨度描绘了技术播种者被后代误读、神化、焚毁的伦理灾难。虽然路径不同，但都表明技术的胜利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失去伦理框架和主体自觉的技术，会导致异化。
真正值得书写的未来，要摆脱对技术全能的幻想，回归人类自身的现实处境和伦理认知。技术可以拓展可能性，但不能替代人类对自然、情感和他者生命的基本理解。技术不是命运的书写者，也不应成为文明的信仰，它只是工具，不是价值的源头。只有人类不再盲目崇拜技术，不让它主宰生命的意义，而是将其作为服务生命的辅助手段，才能避免在轨道中失重，从播种走向焚毁，负责任地书写人类的未来。
(本文作者张生珍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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