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岁的妈妈想自杀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指出,中国近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正在与孤独作斗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据报道,在老年人中,抑郁和焦虑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女性抑郁的发病率普遍高于男性。
一个对话了三个受访者,他们的母亲、外婆和奶奶要么抑郁,要么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回顾其归因,一个结构性困境逐渐出现:“妻子”、“妈妈”、“儿媳”的传统家庭身份成为他们几十年来生活的主轴,埋下了创伤的悬念。时代赋予的集体记忆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其他女性角色在这些老年女性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家庭女性如何互相治愈和支持的故事。
她是母亲,是妻子,是儿媳。

母亲沃琳的住院病历
42岁的沃琳正在杭州自主创业。去年八月,她接到宁波老家的电话,说妈妈要自杀。
当我回到家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几个亲戚。根据母亲的手脚,母亲呼吸困难,胸部起伏严重,像缺氧一样。那天晚上,沃琳在手机上紧急查询医院,让人打听,并与所有亲戚合作,将母亲“押运”到杭州医院。
"你不压她,她就开窗跳车,随时随地结束生命."
之后,沃琳意识到母亲的自杀倾向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亲戚们一直在隐瞒她,因为她害怕她的担心,所以她无法隐藏,所以她有了这个电话。
沃琳告诉我们,她年轻的时候,妈妈很有能力,特别擅长数学。30多年前,她在家乡镇开了一家店,开了20多年。那些年,妈妈当家,家里的会计对别人保密。
母亲亲自提到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光。首先,她被熟人的商店包围着,她可以在业余时间聊天。第二,原来家里条件不好。开店后,妈妈突然觉得自己有钱了,可以比以前舒服多了。
然而,随着记忆力的下降和电子商务的冲击,小商店变得困难起来。关店后,她把所有的重心都转回家,放在女儿身上。然而,沃琳的生活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她离婚了,独自带着女儿,跌跌撞撞地创业。
沃琳猜测,这也可能是母亲不安全感的来源,以前家里的“掌权者”,现在只能看着闺女挣扎,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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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大三学生,小麦的外婆和奶奶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
奶奶从60岁开始就患有神经衰弱,在小麦妈妈的陪同下去了医院精神科,确诊为抑郁症,长期依赖精神类药物才能入睡。
小麦说外婆一辈子都在为小家庭忙碌,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她在外部社会生活和立足的条件。相比于外婆作为身边人眼中的成功商人,她可以画画,多社交,她的自我认同更多来自于“妈妈”和“妻子”的身份。
现在她卧床不起。“我不醒的时候没事。当我醒来时,我仍然会想很多。我担心我儿子的生活,我的孙子能否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与外婆相比,小麦奶奶身体强壮,但是年近80岁的时候,精神突然崩溃,常常把“不如死”挂在嘴边。
据家里的大人说,在她出生之前,奶奶和爷爷开了一家文具店。爷爷去世,孩子工作后,家里的经济不再需要奶奶的支持,文具店关门了。
五年前,奶奶做了眼部手术,眼底有黄斑和白内障。但是做了一只眼睛之后,她说自己整容失败了,拒绝再做一只眼睛,脾气开始变得很暴躁。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让习惯了忙碌的奶奶总是反思自己“现在看到工作就不想做了”。旅行也变得困难了。和奶奶一起去茶馆的自行车,变成了“不如开自行车跳进河里”这句话。
广东有烧香祭祖的习惯。现在奶奶说的最多的就是:“你想去哪里吃多少香?教了这么多遍,就是学不会,就是不听。我死了,就没人拜了。”“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找到自己价值的东西。我们不能,只有她能。”

楠戈的母亲情绪低落,弟弟给她发信息
32岁的楠戈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从广东农村到广州工作。根据她的经验,中老年妇女的精神问题通常来自“母亲”、这些身份造成的创伤,如“儿媳”和“妻子”。
楠戈的母亲今年60岁,2019年患有抑郁症,后来变成了双相情感障碍,有时抑郁,有时躁狂。她分析说,母亲的抑郁症有遗传基因,她遇到了50多岁的副本和激素断层,导致了这种情况。“但此外,环境中的触发因素使母亲的处境更加困难。”
有一次,母亲躁狂发作,和爸爸吵架。楠戈是中间人,把父亲送走,抓住母亲,让她留下来和自己聊天。“一讲完,她的脸就憋屈了。她大声用哭声和我一起数起了最初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广东农村重视繁衍后代。怀孕是已婚女性的“头号任务”,而楠戈的母亲已经七年没有怀孕了。“她曾经说过,我奶奶拿着扫帚追着她,跟着她走了好几条街,只是因为她不能生孩子。有些话甚至不连贯,但就是这样说的。有些事情已经跨越了几十年,她记得。”
之后,父母收养了楠戈,五年后,他们又生了弟弟。怀孕的“任务”已经完成,但环境对“妻子”的严格作用并没有停止。
楠戈的母亲家庭主妇,“但她更愿意去工作,去赚钱,有伴侣,有价值。”
在楠戈十几岁的记忆中,妈妈总是找兼职。端午节期间,村子附近的食品厂想赶粽子,所以楠戈的妈妈报名了。玩具厂、糖果厂、鱼罐头厂,当时母亲基本都去过周围的工厂。但这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因为他期待着回家时有一桌准备好的饭菜。
楠戈的母亲最大的痛苦就是“儿媳”和“妻子”身份带来的创伤,这不是楠戈身边的一个例子。
楠戈发小的母亲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完成“任务”就被迫继续生孩子。计划生育刚刚实施,农村人来抓人结扎,女性挺着肚子躲在西藏。屈辱的历史记忆演变成了今天的焦虑和抑郁。
“他们今天的一些疾病可能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映;他们对丈夫的极端态度也可能是一种表达,‘你造就了我痛苦的命运,所以你必须承受一些痛苦’。"
她理解她,她会帮助她

母亲出院时,沃琳的药物清单
紧急送妈妈去医院治疗后,沃琳母亲的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善。三周后,她出院了。现在她和沃琳一起住在杭州五年级的女儿家。按照医生的建议吃药,早上七八点起床,早饭后去小区散步,然后买个菜,回家打扫卫生,开电视,就这样度过了一天。
当被问及沃琳认为最重要的康复因素是什么时,沃琳说:“阻断病因,这很重要。
沃琳一直知道母亲有抑郁症,一开始陪妈妈去看宁波当地的医生,填写精神量表,结果是严重的抑郁症。
沃琳原本以为让妈妈留在家乡更有利于康复。因为镇上有很多熟人,出门可以遇到老朋友。然而,后来她发现母亲不想呆在熟悉的环境中,担心被人说“生病了”。

在“自杀”事件之前,沃琳让妈妈留在家乡养病,这是沃琳和舅舅的聊天记录。
另外,妈妈很容易把坏消息放在心上。老人在家吃药是不规律的。亲戚聊天的时候,一句无心的“药是三分毒”让妈妈自己停药,导致病情急剧恶化。
在杭州医院的时候,一开始是沃琳的父亲照顾她。她妈妈愿意听从医生和护士的意见,但丈夫的唠叨总是让她焦虑。沃琳发现这个问题后,让父亲回家照顾自己。离开家乡和爸爸后,母亲的情况逐渐稳定下来。
沃琳告诉我们,父母的性格不合拍,没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我父亲喜欢旅行和社交,但我母亲不满意。她喜欢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
但她非常听沃琳的话。“我告诉她,这种心理问题现在很正常,就像普通感冒咳嗽一样。如果她能吃好药,她就愿意吃药。”

沃琳每天给妈妈做的药表。
楠戈告诉我们,包括女儿在内的女性成员通常首先捕捉到身边同性成员的心理变化,成为她们的情感支柱,也承受着更多的情感劳动和责任压力。
父亲和弟弟两个男性角色在楠戈家里几乎无法帮助。
她爸爸只能理解生理疾病。比如妈妈失眠的时候,爸爸会拿出安眠药,给楠戈发信息说:“你妈妈昨晚不睡觉,今晚又不睡觉,一定很难受。”但是父亲总是把心理疾病简化为“不合理”。
“妈妈反复问他‘我瘦了吗’ ‘我疯了吗?’因为抑郁的人会一直反刍,反刍的时候会问身边的人。这些都可以理解为疾病,而不是她自己在和你说话。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爸还在‘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我耳朵里有茧。我妈应该习惯了,但她会觉得不舒服。"

楠戈母亲的病历
她把父母描述成一种“反抗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每天都会吵架。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唯一非常喜欢的画面就是有一次我妈的脚受伤了,我爸给她抹了药油,他们笑得很开心。很多时候,我觉得两个人都很憋屈,发现对方辜负了自己。”
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楠戈的弟弟肩负着父母厚厚的期望,压力大到不能正常工作,因为他有社交恐惧和神经性皮肤病。去工厂一天,回家就“整个人都红了”。
最后,楠戈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工作忙,楠戈很难一直照顾妈妈,所以不能把她带到身边。最好的康复环境,医院,母亲都不愿意去。各种情况下,楠戈一时半会儿很难把妈妈从痛苦的环境中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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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楠戈的小姨,也就是妈妈的小妹,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持。
阿姨经常去看她妈妈,他们一起旅行。她还会确定妈妈想和楠戈一起吃的药,转过头给妈妈介绍每种药的效果,劝她坚持吃。
这种聊天与陪伴,在家乡为妈妈扛起一张小小的保护网,让远在城里工作的楠戈心旷神怡。

在意识到奶奶可能有精神疾病之后,小麦只能和AI谈谈,因为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小麦奶奶心理有问题后,家里的每一次团聚都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奶奶一直在念坏事,年轻一代一言不发地听着。身边的大人一句话也不说,小麦总觉得别扭。大家好像都觉得奶奶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但是奶奶老了,变得固执无理。
小麦在大学主修社会工作,接受过“心理咨询实践”相关培训,对精神疾病有所了解。但是,因为他还是家里的年轻一代,所以他总是没有很大的话语权。
或者小麦的姑姑首先意识到,奶奶可能是得了抑郁症,并计划和小麦一起带奶奶去看医生。
但是奶奶“很讨厌医院,很讨厌”,总是说自己没问题。另外,奶奶只会说方言。出于与专业人士的语言堡垒,即使小麦故意带奶奶去医院,也无从下手。

SCL-90量表节选,摘自:戴晓阳主编《常用心理量表评估手册》附录
“如果你去医院,我们只能为她交流。但她只能依靠身体反应来形容自己。即使情绪有时影响她的身体,她也只会强调身体上的不适,不会感到心理上的不适,所以很难做精神测量表。”
奶奶的话语体系没有情感描述,所有的情绪只会外化为矛盾和冲突。在小麦家,母亲和奶奶心里是“唯一的局外人”,所以母亲成了奶奶特定的发泄目标,对她破口大骂。有时候东西找不到,奶奶会在大家面前指责妈妈“偷”。
而且妈妈只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不会和奶奶发生冲突。麦子叹了口气,说,妈妈真能忍。
常态化处理,系统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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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楠戈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母亲抑郁症”的帖子。在评论区,数百名网友讲述了自己类似的经历和困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家里的“女儿”。
楠戈无奈地说,大多数中老年妇女的支持系统太弱,唯一的支持就是闺女。
“但是女儿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楠戈记得有一条消息,女儿想辞职回去陪妈妈。“我觉得太危险了。如果你心理强大,这样做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心理虚弱,放弃了原来的生活,回去陪妈妈,两个人可能会更难受。”
楠戈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保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偶尔接妈妈来看看自己的世界。
起初,楠戈每次收到父亲的消息,都会立即赶回家。后来,她意识到抑郁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无法回到家。 快速回应。
所以,一切都要“正常处理,系统处理”。
楠戈让妈妈描述什么是“熬不过去”,母亲说就是“想死”。楠戈凭借心理危机干预职业本能,再次问道:“你想好怎么死了吗?何时死亡?”妈妈不说话,只是尴尬地笑了笑。所以楠戈一再提问,检查她的自杀困境水平:如果只是一个想法,比较轻微;但是如果有具体的自杀尝试和计划,那就是中高风险。(上述判断方法,请交给专业人员操作)
有一次,妈妈说她受不了,但是楠戈正好有一个咨询案例要接。她通知弟弟先挂号,离最快就诊还有三天。她只是能处理好手头的咨询。两天后,楠戈早上完成工作,下午回家,第二天和弟弟一起陪妈妈去医院。
“其实当时我自己也很痛苦。我在想,如果我不及时回去,我妈这次真的会走吗?那两天,我一直催眠自己。如果我妈妈真的想自杀,那么她这个时候喝药油的概率很大。如果她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欲望,那么她已经做到了。”
回国后,楠戈说自己马上进入了“职业状态”,不再只是简单的回家。她陪妈妈看病,吃药,做情绪安抚,当天回广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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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病后,母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相处时,楠戈再也无法以闺女的身份出现。
为什么她抱怨自己总是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之中?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她也需要顾问。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心理学渗透,楠戈有了“分离”的想法,其中一部分是自我分离,那就是把长期的痛苦和负担放在一边,享受即使只是暂时的快乐。
“史铁生说,死亡不需要急功近利。痛苦肯定会来,你不用担心,它肯定会来。现在是晚上,对吧?但是白天肯定会到来,白天来了,我会过我的白天生活;当夜晚来临时,我会过我的夜生活,这是正常的生活状态。”

沃琳在杭州给妈妈买了一台广场舞机。她妈妈不喜欢出去社交,所以她可以在家跳舞。
这种母女身份的变化和正常状态,也是沃琳面临的。母亲病情稳定后,变成了沃琳口中的“老小孩”。
沃琳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是说“女儿要学习,要学习”,停止了手上有干扰的休闲活动;现在,母亲逐渐回归孩子的思维,优先考虑自己的需求和独特性。每天晚上,妈妈都会在家看电视,但沃琳需要学点东西,考个证书,把电视声音调低一点,这是她最大的妥协。
“我没办法。我妈妈只能习惯这种生活,那就是老孩子,就像小孩子一样。我女儿五年级的时候,有时候会互相掐架,所以我家有两个孩子。”最后,沃琳自己笑了两次。
她坦率地说,一开始接妈妈是有顾虑的。因为她更习惯一个人,毕业后的十几年里,她一直住在外面,她害怕外力会打破自己生活的秩序感。
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是的,什么都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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