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聚焦：中国为何加大布局基础科学研究？

1分钟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究科学，编译：潘展，作者：深究科学

2026年中国正式出台了“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这份规划里最受外界关注的调整，就是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个曾经不算热门的领域，如今成了中国科技战略的核心方向。

在官方规划文件中，“科技自立自强”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等面向未来的前沿领域被重点提及。中国正在从过去的“产业升级”阶段，进一步向掌握未来科技体系源头的方向前进。

简单来说，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定位，而是开始向“世界顶尖科研中心”的目标发力。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一个长期以来更注重效率、规模和产业化落地的发展体系，真的能支撑起最需要自由探索的前沿基础科学发展吗？

这或许就是“十五五”规划真正带来的历史性课题。

01 中国科技早已跳出“单纯追赶”的定位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超很多国际观察家的预期，尤其是在工程落地和产业化领域，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部分领域“并跑领跑”的转变。

新能源汽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根据相关统计，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两家企业加起来，占据了全球动力电池超过55%的市场份额。十年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还被不少舆论贴上“低端制造”的标签，到今天，很多欧洲老牌车企都开始主动向中国学习相关技术和经验。

2025年，DeepSeek推出了大语言推理模型R1，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个成果打破了美国科技界长期默认的一个结论：“只有砸下数千亿美元攒出海量GPU，才能做得出顶尖大模型。”DeepSeek用远低于美国同行的研发成本，做到了接近国际顶尖水平的推理能力，这也证明了算法优化、工程效率和系统架构设计，同样可以改写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格局。而这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科技最鲜明的特点：能够快速完成产业化、规模化，并且把技术成本降到全球都能接受的水平。

美国这些年一直在推进“小院高墙”的技术封锁政策，限制先进光刻机、AI芯片和EDA软件这类核心工具出口中国。2023年华为推出Mate 60 Pro，这款手机搭载的国产7纳米芯片，成为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它说明哪怕在美国高强度的出口管制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依然具备自主突破的能力，外部压力反而在倒逼国产替代的速度变得更快。

但问题也摆在眼前：既然中国科技已经取得了这么多成果，为什么“十五五”还要把基础研究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实际上，中国目前最强的优势还是集中在工程应用、制造能力、成本控制和商业化落地速度上，而真正决定科技发展天花板的，恰恰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总结来说就是：中国很擅长把已经有的技术“做大做强”，但在从0到1做出原创性发明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24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整体研发投入的比例还不到7%，而经合组织里的领先国家，这个比例普遍在15%到25%之间，差距相当明显。虽然中国的整体研发投入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但绝大多数资金还是流向了更容易在短期看到成果的应用开发领域，真正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前沿基础研究，获得的投入占比仍然偏低。而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那些彻底改变世界的技术突破，几乎都来自长期的基础研究积累：晶体管、CRISPR基因编辑、Transformer大模型架构这些成果，最初研发的时候都不是为了立刻赚钱，但最终却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

各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例

02 中国科技战略从“产业导向”转向“科学导向”

对比“十四五”规划，“十五五”最核心的改变，就是科技发展战略完成了升级：过去科技更多是服务经济增长的工具，而现在科技本身已经被视作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官方文件里明确提到，如果不能掌握算法底层原理、关键先进材料、核心物理模型这些底层技术，那整个产业体系就只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很容易被卡脖子。因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这些前沿领域，争夺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定义权，并且提出了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路径。

首先，就是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十五五”提出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速要超过7%，由中央财政提供长期稳定投入，推动关键产业链协同攻关，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专项。其次，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出企业研发费用200%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设立国家级创投基金，搭建科技保险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引导长期资本支持硬科技研发，最终形成“国家科研攻关+企业产业化落地”的双轮驱动模式。第三，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工厂量产的转化链条，过去中国科研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但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不高，所以“十五五”特别提出要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企业创新联合体，核心目标只有一个：让科研成果更快变成能落地的终端产品。

除此之外，中国发展基础研究还有几个独特优势：第一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能给新技术提供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帮助新技术快速迭代；第二是工程师红利，中国每年都会培养大量理工科人才，这对于人工智能、芯片、生物制造这类领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核心资源。还有一点经常被外界低估：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成果，到对接供应链，再到最终量产，中国往往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整个过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已经涌现出三种不同的区域创新模式：北京走的是国家实验室模式，依托顶尖高校和国家实验室，获得中央财政的长期支持，专门聚焦重大基础研究；上海走的是国际化协同模式，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并且积极推进国际科研合作；深圳走的是市场驱动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依托民营企业和完整的制造生态实现快速技术迭代，腾讯、大疆、比亚迪这些龙头企业都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

但发展基础科学真正的难点在于：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真的能靠规划出来吗？回顾科学发展历史，绝大多数影响深远的重大科学突破，都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很多成果都来自科学家的自由探索。而中国现有科研体系长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评价过度论文导向、重数量轻原创、考核周期偏短、科研团队对高风险项目的参与意愿不足，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制约原创性重大突破的出现。而基础科学发展最需要的，恰恰是容错空间、开放学术交流、长周期的投入耐心和充分的学术自由。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国际科技封锁这三个现实压力。基础研究本身就是非常烧钱的领域，能不能长期稳定地保障科研投入，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科技竞争本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现在美国对先进芯片、AI算力和半导体设备的出口限制还在不断升级，这必然会推高中国突破前沿技术的成本，带来更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