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的AI悖论：高频使用与深层焦虑并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极客公园，作者：Moonshot，编辑：靖宇，原文标题：《果然，最恨 AI 的人，是大学毕业生》

在无法回避的技术浪潮中，Z世代已对AI有了清醒认知。

生成式AI兴起的两年间，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人会是这项技术的忠实拥趸。

表面现象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54%的美国青少年已使用ChatGPT等工具完成学业；盖洛普《Z世代的声音：AI悖论》报告也指出，美国14至29岁人群中，超半数（51%）保持每日或每周使用AI的高频习惯。

但行为与意愿并非一致。盖洛普调查显示，过去一年，14到29岁人群对AI感到「充满希望」的比例从27%降至18%；近三分之一（31%）感到「愤怒」，42%陷入持续焦虑。

高频使用与信任崩塌同时出现，这种又依赖又抗拒的矛盾情绪，正在美国Z世代（1996-2012年出生）中蔓延。

为何最常使用AI的一代人，反而最不信任它？

01

焦虑：潜在竞争者近在咫尺

对AI敌意最强的，是刚步入社会或正寻找职业起点的职场新人。

盖洛普数据显示，已就业的Z世代中，48%认为AI在工作场所的风险远大于收益，该比例一年内飙升11个百分点；认为收益大于风险的仅占15%。

原因不难理解：经济环境不佳，美国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加。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数据显示，去年底22至27岁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升至5.6%，远超整体失业率。

在此背景下，AI被塑造成「提升效率」的工具，成为企业的「数字员工」；部分AI公司高管也常向媒体表示「未来几年大量入门级白领岗位可能被自动化替代」。

这类岗位多是年轻人专属的「初级白领岗位」，失去这些岗位的历练，年轻人连建立职业竞争力的机会都没有。

尽管现实中替代尚未全面发生，但预期已先影响情绪——对年轻人而言，AI像一个潜在的竞争者。

《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到了许多Z世代的具体困境。

比如22岁心理学毕业生Erin，为找一份基础商业分析工作投出近200份简历，仅获4次面试，最终只能在长岛一家餐厅做招待员过渡，找工作的过程让她身心俱疲，已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大一新生Sydney则对选专业感到迷茫：「我觉得任何感兴趣的领域，未来几年都可能被取代。」她的困惑代表了当下多数大学生的状态。

另一方面，科技巨头正以部署AI为由持续裁员。这形成了鲜明的割裂现实：硅谷精英通过AI实现企业「降本增效」，而年轻人却因此失去职场敲门砖。

讽刺的是，为避免被淘汰，他们每天不得不打开ChatGPT润色简历，向大模型咨询哪所大学更容易录取。

这种对AI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矛盾，正是Z世代焦虑的核心原因。

02

恐惧：不得不依赖的工具

既然充满敌意与不信任，为何仍有51%的年轻人保持高频使用？

《纽约时报》记者Callie Holtermann在长期采访中找到了答案：受访年轻人并不觉得使用AI有多好，促使他们使用的动力是「不熟悉这项技术就会在学业或职场落后」的恐惧。

职场规则已被AI重塑。年轻人浏览初级岗位招聘启事时，常看到「需熟练使用ChatGPT或Gemini」的要求。

企业AI代理公司Writer的报告更直接：77%的高管明确表示，拒绝掌握AI的员工不会获得晋升，甚至60%的管理层考虑直接裁掉这类员工。

这意味着，在现有职场和评价体系中，不懂AI就等于直接出局。

即便勉强获得工作，这种恐惧也不会消失。

这些职场新人还要面对「FOBO」（害怕过时）的冲击。报告显示，26%的员工认为AI正在直接削弱他们的创造力和在公司的核心价值。

这是一种深层的专业剥夺：苦学多年的代码、法律或财务知识，市场价值正迅速降低；伴随价值下降的，是对自身能力的深刻怀疑。盖洛普调查中，大量年轻人担忧AI会削弱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

这种「FOBO」不仅影响普通员工，也波及强迫员工拥抱AI的管理层。Writer报告显示，69%的公司因AI裁员，但39%的企业并未想清楚如何靠AI盈利；甚至73%的CEO因AI战略感到焦虑。

当恐惧达到顶点，年轻人开始采取消极抵抗。

近一半（44%）的Z世代员工承认，他们在有意识地阻碍公司引入AI，包括拒绝使用、误用工具甚至故意降低效率。

抵抗方式多样：有人故意将公司机密输入公共AI工具触发安全警报，有人拒绝使用获批软件；更极端的是，有人在绩效评估中做手脚，或故意提交AI生成的低质量工作，以此证明「AI根本不行」。

这种情况类似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砸纺织机的卢德运动——即便面临被开除的风险，他们也会用消极抵抗来对抗内心的恐惧。

03

警惕：使用越多，信任越少

面对焦虑与恐惧，不少年轻人开始对AI保持警惕。

这种警惕体现在具体行为上，最明显的是为AI设定边界：他们清楚AI的能力，也更清楚哪些事不能交给它。

第一道边界划在人际交往上。

比如《纽约时报》采访的27岁旅游业员工Abigail Hackett，工作中常用AI处理繁杂文案以节省时间，但私人生活里绝不用AI起草任何私人信息——她不想让自己的「社交能力退化」。

这是很多用户的「警惕式选择」：AI可进入工作流程，但不应介入社交关系。

即便在耗费大量时间的陪伴类AI上，年轻人的态度也在转变。

过去两年，Character.AI等角色扮演聊天工具在年轻人中流行，可模拟朋友、恋人甚至虚构角色提供随时在线的「陪伴」；但同时也引发争议，包括青少年沉迷、情感依赖甚至个别自杀自伤事件。

不少舆论认为AI正在削弱未成年人的社交能力，但悉尼大学研究人员的长期观察推翻了这一假设：绝大多数年轻人很清醒，并未将AI当作真实人类的替身，更倾向于将这类聊天视为「娱乐」或消遣。

比如15岁的Quentin曾是Character.AI的重度用户，但他明确表示这只是一场游戏，本质是一堆代码。一旦现实生活有新变化（如交到新朋友或开始恋爱），花在聊天机器人上的时间就会断崖式下降——聊天机器人充其量是无聊时的「电子消遣」，只要真实生活正常运转，AI随时会被抛弃。

除了生活边界，在人生关键决策节点上，年轻人也不再相信AI。

咨询机构Ruffalo Noel Levitz 2024年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高中生用AI规划大学申请：让AI列出学校清单，整理学费、奖学金、录取率等信息做初筛，但不会让AI做最终判断。

这种警惕是在一次次踩坑中建立的。

《纽约时报》报道中，威斯康星州高三学生Brandon养成了严格核查AI信息的习惯——因为大模型曾推荐过几个不存在的大学奖学金，让他白白浪费时间核实；旧金山学生Tanay则看透了AI的虚假情绪价值，当AI说「你100%能进普林斯顿」时，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过度迎合，对择校决策毫无帮助。

谁用AI没被「气笑」过？类似经历出现几次后，信任很难回到最初。

结合盖洛普和皮尤的调查数据，「AI悖论」便不难解释：超半数年轻人每天用AI，是就业和升学压力下的求生本能；而对AI的信任度从27%暴跌至18%，是因为使用越多，越容易发现问题，也越能看清技术的边界。

焦虑、恐惧、警惕甚至某种程度的抗拒，这些看似冲突的状态同时存在于年轻人对AI的态度中。

因为在无法逃避的技术周期里，Z世代已想明白：工具就是工具，该利用其价值就尽情利用，但别把它神化，更不能让它替自己做决定。

与其说他们不信任技术，不如说他们更早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收益与代价，可能会同时落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