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革命与规模效应：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核心作用

【编者按】

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正处于关键加速阶段。过去十多年间，太阳能发电成本降幅超90%，电池储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电动汽车渗透率显著提升，这场结构性变革正在重塑世界能源格局。两位现任职于美国高校的作者联合撰文，呼吁全球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尤其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应深化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作者指出，中国凭借其工业规模、制造能力和持续投资，已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大幅降低了太阳能、电池存储和电动汽车的成本，让清洁技术成为人类历史上成本最低、推广最快、最具规模扩展能力的电力来源。他们呼吁国际社会摒弃贸易壁垒和市场碎片化，通过南南合作、共享投资和技术转让，将中国的制造优势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相结合，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推动当地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和生活水平提升。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拍摄的50万千瓦时风电项目配套输电线路建设现场（2025年7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已获广泛认可，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仍是维护全球环境稳定的关键。不过，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仅局限于对约束、限制或紧缩的关注，根本上取决于清洁能源系统能否以足够快的速度大规模扩张，以支撑全球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决定性因素已从稀缺转向充足。

过去十年，气候减缓领域最重要的进展并非通过国际谈判达成，而是源于全球能源经济的结构性变革。清洁电力技术，尤其是太阳能发电、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经历了成本的快速下降和前所未有的部署扩张。这一转型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其工业规模、制造能力和持续投资重塑了全球能源市场。

当前国际气候话语的很大一部分仍聚焦于目标、缺口和政治僵局，但这种视角可能掩盖了最重要的发展：清洁能源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成本最低、推广最快、最具可扩展性的能源来源。这一成果并非偶然，是长期有意投资、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和系统性扩张生产能力的结果，而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

理解中国对全球清洁技术转型的贡献，最佳切入点是其对成本的影响。过去15年，太阳能光伏组件价格下降超90%，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制造规模、供应链整合和持续的工艺创新。类似的情况也改变了电池生产，使储能成本大幅下降，让广泛经济体实现可靠的全天候清洁电力成为可能。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快速规模扩张加速了全球普及进程，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也提升了技术成熟度。

这些成本下降产生了全球性影响。中国大规模生产的清洁技术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尤其在以可负担性为关键因素的发展中经济体。在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获得低成本的太阳能、电池和电动交通工具不仅是气候干预措施，更是现代化、工业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最新数据凸显了这一转型的规模。全球新增清洁电力装机容量持续超过整体能源需求的增长，表明经济扩张与化石燃料消费之间的结构性脱钩已进入早期阶段。在我们近期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中，将这一过程称为“清洁能源转变”（Clean Energy Shift，CES），即清洁能源供给增长速度快于能源总需求增长速度。随着这一速率提升，化石燃料的长期衰退将不可避免，关键问题在于这一转变能以多快的速度加速。

中国国内的能源转型是这一全球趋势的重要驱动力。大规模部署带来了学习效应，降低了单位成本，强化了供应链。同时，清洁技术的出口让这些收益在国际间共享。中国清洁技术的扩张并非取代其他地区的发展，而是为寻求能源安全、摆脱对进口化石燃料依赖的国家降低了进入门槛。

清洁能源的全球扩散应被视为一种正和博弈过程。与使用中会被消耗、且将地缘政治权力集中于资源丰富地区的化石燃料不同，清洁技术具有可复制性。一旦制造能力建立，知识会传播，成本会下降，获取途径会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洁能源发挥着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将气候目标与经济机遇相结合。

为维持并加速这一发展轨迹，进一步扩大规模至关重要。随着经济体在交通、供暖、工业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不断电气化，对清洁电力的需求将持续上升。满足这一需求需要持续扩大制造能力、电网基础设施和储能系统，还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让清洁技术能高效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在此背景下，关税壁垒上升和贸易限制可能在最需要速度的时刻减缓能源转型。清洁技术市场的碎片化会提高成本、延迟部署，对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更具建设性的做法是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共享投资、合资企业、技术转移和协调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

南南合作，例如由气候脆弱论坛—V20集团推动的“气候繁荣议程”，为将气候行动与发展优先事项相结合提供了有力机制。通过将中国的制造优势与当地能力建设、融资和部署相结合，此类伙伴关系能在加速清洁能源采用的同时，支持就业、技能培养和产业生态系统发展。这种做法强化的是能源主权而非依赖，是长期韧性而非短期掠夺。

这并不意味着转型会一帆风顺。化石燃料利益集团仍有影响力，投资仍在流向高碳基础设施。电网瓶颈、融资限制和监管延迟在许多地区仍制约着部署。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降低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成本、升级输电网络、协调标准，以及消除减缓项目实施的非关税壁垒。

气候变化最终如何被应对，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界定。以牺牲和限制为核心的叙事难以获得持续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相比之下，以发展为导向的方法——聚焦规模、可负担性和共享繁荣——能将环境责任与物质进步相结合。

清洁能源扩张虽不能解决所有环境挑战，但它针对的是全球排放的主要来源。通过持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和加强跨境合作，国际社会能加速清洁能源转变。中国的经验表明，速度、规模和协调至关重要。未来几十年，将这些经验推广至全球，是对全球气候稳定和各国共同发展最有效的贡献之一。

【作者克韦西·夸格拉伊内（Kwesi Quagraine）博士是加纳气候科学家，现就职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同时在加纳海岸角大学担任高级讲师；厄尔·埃利斯（Erle Ellis）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马里兰大学（UMBC）地理与环境系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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