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殖民主义研究引发关注：它不只是单纯的技术现象

近年来，把技术权力看作数字殖民形式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关注。传播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用数字殖民主义或技术殖民、数据殖民、算法殖民等相关概念，来解读数字技术在全球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纽约大学研究生项目主任图桑·诺西亚斯近期在国际传播学会主办的《传播学刊》发文称，部分美国科技企业的角色类似昔日殖民国家。这些企业秉持全球扩张理念，设计符合自身经济利益的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推广部署形成垄断，让国际社会高度依赖其产品。本报记者就数字殖民主义相关议题采访了学者。

殖民活动延伸到数字领域

数字殖民主义指通过控制技术基础设施、数据流和算法决策，将殖民力量拓展到数字领域。土耳其伊本哈尔敦大学博士教育负责人奥兹古尔·伊尔马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传统殖民依赖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数字殖民则通过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社交媒体平台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与治理运作。在数字殖民语境下，殖民的是人们的时间、行为、注意力等，无需征服领土就能实现权力控制。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大型科技企业是新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它们在全球提取数据，影响远超本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进程，巩固全球权力地位。

大型科技企业通过集中式平台积累大量数据，转化为可预测的商业和政治信息。伊尔马兹解释，数据成了资本主义新原材料，用户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用户成了数据劳动者，劳动成果被不断收割。他对数字殖民主义的理解有两个角度：一是对人类生活的殖民，通过数据提取、行为分析、算法治理实现，人类变成数据矿井，痕迹被无休止收集；二是殖民主义的延续，数字基础设施再现帝国式的经济和知识等级制度。这两个视角体现抽取性和历史性双重逻辑，共同将数字殖民主义定义为塑造21世纪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重要因素。

“若认为数字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更新，其起源需追溯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结构。”伊尔马兹说，经济上，数字殖民可看作圈地运动和土地剥夺等原始积累的“延续”。历史上圈地将公共土地变为私有，如今部分西方大型科技企业通过数字公地私有化，把曾经共享的文化、语言或认知资源变成平台可获取的资产。

从这个角度看，数据提取类似早期种植园劳动或采矿经济的提取形式。“原材料”从白银、糖、棉花变成数据痕迹，但占用的基本原理没变。如今的数字无产者，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数字无产者，在极不稳定条件下做内容审核、注释和各种无形计算劳动。这种经济层面的连续性表明，数字殖民不是断裂，而是旧殖民逻辑的新变化。

对全球南方国家造成多方面伤害

数字殖民主义体现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各方面，且相互影响。伊尔马兹分析，政治上，数字基础设施成了影响选举和塑造舆论的工具。英国剑桥分析公司操纵某些国家选举的案例显示，数据收集等策略可能破坏脆弱选举环境，拥有数据和算法工具的外部行为者可直接干预他国内政。

文化上，数字殖民破坏语言多样性，造成同质化。大型科技企业常优先推崇主导性西方语言、价值观和规范，将其变成全球文化模板。因平台逻辑规范特定观察和思考方式，地方文化、表达和认识论被边缘化。算法推荐系统进一步加剧这种文化扁平化，放大符合“主流叙事”的内容，压制少数人声音。

意识形态上，算法像无形的殖民机器。它们利用西方数据集和价值体系塑造不透明模型，对人类行为分类、排名和预测。相关系统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伤害全球南方国家边缘化社区。意识形态控制不是通过明确宣传，而是通过计算基础设施实现，这些设施决定什么可见、可想象或合法。

经济上，数字殖民后果是依赖加深。大型跨国科技企业在云服务、广告和应用生态系统等领域占主导，给当地产业留下的增长空间很小。利润和数据向外流动，强化殖民模式：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数据形式的“原材料”，发达国家获取最终价值。

抵制“数据无主地”思想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社会工作副教授杰西卡·鲁斯-史密斯表示，在很多大型科技企业看来，互联网海量数据很有价值。这些企业常抓取互联网上的照片、视频、博客文章、绘画作品训练产品，却往往不征得创作者同意或给予补偿。这场景可能让世界各地原住民社区感到熟悉，因为早在人工智能出现前，他们的人口、土地和知识就被殖民帝国以类似方式剥削。如今数字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形式正在产生，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科技巨头利用算法、数据和技术控制他人，未经同意获取数据。

“无主地指未被任何国家有效占有或已放弃的土地，他国可通过先占取得主权，这是欧洲殖民扩张的法理工具，从人工智能企业收集数十亿人数据的方式中能看到无主地思想痕迹。”鲁斯-史密斯认为，抵制无主地思想需要个人到全球各层面共同抵抗。未来数据可仅储存在个人或社区设备上，企业每次使用需请求访问，这样数据不再被视为无主地，科技企业将被迫确认数据所有权归属。

对抗数字殖民主义的力量需从结构、基础设施和文化干预中产生。伊尔马兹认为，重要途径是创建替代数字平台——本地拥有、开源、管理透明、对本地负责的平台。单靠微观层面行动无法推翻全球平台压倒性的结构性力量。他强调：“需要强有力、协调一致、国家支持的应对措施，如数据保护制度，以及能以集体力量与大型科技企业谈判的地区联盟。没有这样的结构性平衡，对抗行动只是象征性的。”

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具体行动可包括建立数字主权控制框架、加强本地云计算能力、强制数据本地化，还应增加数字权利教育和公众意识提升的投资。伊尔马兹建议各国大力支持开源生态系统和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专业知识和知识生产扎根当地。区域合作，如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围绕数据治理的联盟，能增强谈判能力，降低技术依赖脆弱性。

伊尔马兹认为，最重要的出发点或许是放弃数字发展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维。部分人仍认为西方技术天生优越、不容置疑，打破这种心态需承认技术进步并非中立，它植根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反制力量不仅来自可选择的基础设施，也来自非殖民化的认知转变，即重新想象技术的用途和服务对象。

数字殖民主义研究的核心焦点

学术界将科技力量全球扩张视为数字殖民主义的讨论日益普遍，诺西亚斯表示，2018年以来，把科技企业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的学术出版物激增。有学者分析，数字殖民主义涉及多种“文化帝国主义”形式，即强势群体将其文化、知识和视角确立为普适规范，主要体现为大型科技企业进入全球南方市场时的“一刀切”模式。

诺西亚斯阐释，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旨在揭示这样的社会体系：少数关键参与者通过数字技术在全球运作（权力高度集中），攫取利润、数据、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剥削）；确保人们对其产品的依赖，同时复制、加速甚至创造新暴力形式，强加特定文化规范和价值观（文化帝国主义）——所有这些都打着进步和援助的旗号（伪善）。同时，学术界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持续进行，创造了“技术殖民主义”“加密殖民主义”“平台殖民性”等新术语。

梳理当前数字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焦点时，伊尔马兹说，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显著进步，在几个关键领域尤为突出：一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的生态维度，常被描述为数字时代的“生态殖民主义”。学者分析建设和运维数据中心所需锂、钴等矿物的开采，如何再现全球南方国家环境退化的殖民模式。这条研究路线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并非无关紧要，它与采矿、能源消耗和有毒电子垃圾深度纠缠，都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

二是算法治理，研究人员研究自动化系统如何构建公民身份、资源获取方式和劳资关系。这里数字殖民主义被理解为西方数据形成的算法规范的强加模式，进而扩展到全球。

三是数据帝国主义，即少数企业和国家对数据的垄断和商品化。学者探讨数据流如何产生地缘政治不平等，公共话语如何在企业平台上被私有化。在内容审核和通信私有化背景下，将公共空间外包给私人平台是当前研究核心。

四是学者越来越转向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话语，研究永生、脑机接口、人类增强等如何反映殖民思想延续。这是一种超越极限、征服新疆域和改造人类本身的思想，决定技术发展方向，通过确定哪些群体的未来被想象、哪些被忽视来加剧不平等。总之，这些研究方向揭示数字殖民主义不只是技术现象，它是生态、政治、文化、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综合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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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数字殖民主义研究受关注：数字殖民主义不只是一种技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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