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尕日塘秦刻石拓展中华文明源头叙事新视野

11月17日，由青海省果洛州委、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尕日塘秦刻石”“莫格德哇遗址”传承与保护利用座谈会在青海果洛举行。座谈会前一天，当地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现场考察了尕日塘秦刻石遗址。

作为现象级的学术事件，“昆仑石刻”曾引发学术界激烈争鸣。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宣布“昆仑石刻”鉴定为真，并将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这一结论不仅为一场持续数月的学术争议与公众热议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更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华文明源头叙事的全新大门。

本报记者在梳理学术界最新研究基础上，结合对一线考古学者的采访及本次座谈会专家学者的观点，再次探讨“尕日塘秦刻石”的丰富学术价值与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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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手段助力石刻鉴定

尕日塘秦刻石的认定过程，是现代科技与传统考古学深度融合的典范，其严谨性与科学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是首位提出“青海发现秦代刻石”的学者。他认为，国家文物局充分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对石刻铭文内容、凿刻手法、矿物金属元素、腐蚀风化痕迹、气候环境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判断，就有关石刻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较全面和客观的公布，消除了学术界和公众的一些质疑。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鄂崇荣表示，尕日塘秦刻石的认定是多领域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结论，也是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审慎严谨的现代科学分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数月前到过石刻现场。凭借在青藏高原多年的岩画与刻铭调查经验，他捕捉到关键细节：“刻铭的凿刻工具是较窄的平头凿，凿痕较清晰……岩面和刻字笔画内的‘岩晒’色度较深，系自然形成，其古老程度绝非造假者所能做成。”11月16日的现场勘查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认真观察石刻文字后说：“石锈已经渗透到了文字笔画里，这是经过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

对凿刻工艺与自然风化痕迹的微观观察，是传统考古学的“火眼金睛”，而现代科技则提供了更为量化的“铁证”。《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提到，调查团队采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刻石表面及刻痕内部的元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的元素成分差异较小，主量元素为硅和铝，占比约为80%，伴生元素包含镁、钾、钙、锰、铁等造岩矿物特征元素，且均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

科学的探索永无止境。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汤惠生提出当前证据链中待完善的一环：“现在只是排除了现代工具凿刻可能，但刻痕能古老到什么时候？这一关键问题，还需要使用微腐蚀测年法来检验。”汤惠生在现场勘查中，用60倍显微镜对刻痕进行勘测，通过观测石英颗粒微腐蚀程度，初步判断尕日塘秦刻石与青海天峻卢山岩画（距今约2300年）腐蚀程度相近。他对科学严谨性的极致追求，体现了当代学术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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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地望之辩的当代回响

如果说科学鉴定解决了“真伪”问题，那么尕日塘秦刻石的内容则直接引发了更为核心的“昆仑”地望之辩。

仝涛认为，今人探讨“昆仑”地望问题，应参照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20世纪初到90年代，不少历史名家基于文献记载提出诸多见解，如顾颉刚认为“拿现在的地理记载来看昆仑，甘、青、新三省都有些像，但都不完全像”，但属中国西北；唐兰依据相关文献记载，推测秦以前“昆仑”位于甘肃、青海的祁连山及附近各山。此外，吕思勉、邓少琴、徐旭生、赵宗福等学者认为昆仑山为青海巴颜喀拉山。然而，此前这些研究成果未得到充分吸收与讨论。

尕日塘秦刻石的认定，让前辈学者基于文献的推论有了实物支撑。仝涛说：“作为地标性实物证据，尕日塘秦刻石可为确定先秦时期‘昆仑’的地望提供重要线索。它所在的扎陵湖、鄂陵湖、星宿海地区应是秦人心中的河源，周邻山脉应为当时认定的昆仑山。”

西汉时期，汉武帝因张骞出使西域的误察，将“昆仑”定位在新疆于阗南山。汤惠生认为，原来认为自汉武帝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山后，神话昆仑进入地理昆仑时代，但尕日塘秦石刻表明，这一转变可能从秦始皇就开始了，秦代将昆仑定位在河源，汉代才定位在新疆。仝涛也表示，“昆仑”的地理概念夹杂着神话与现实，其具体位置在不同历史阶段有迁移倾向。从秦代的河源昆仑到汉代的于阗昆仑，再到如今的巨大山系，“昆仑”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原乡、文明摇篮，“天下无处不昆仑”体现了华夏子孙的“追根寻源”之梦和敬仰神山的集体记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

鄂崇荣称：“昆仑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也在多地域流动扩衍。”昆仑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在传播演变中内涵不断丰富，成为凸显中央政权管辖边界扩衍、多民族祖脉追忆和中华民族凝聚的象征。因此，昆仑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认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文化纽带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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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青藏高原早期文化交流的完整证据链

座谈会上，仝涛说：“采药目的地落在扎陵湖以西的星宿海范围内，不但与《山海经》中的记载有所呼应，还与后世认定的河源区域吻合。刻石所在地是秦汉时期羌人在黄河上游区域迁徙和交往的常用通道。”

鄂崇荣认为：“尕日塘秦石刻承载的历史记忆，证明秦王朝的势力范围或辐射影响力已延伸至黄河源头地区，‘羌中道’等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远早于后来张骞开辟的官方‘丝绸之路’。”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证实了秦人“河源昆仑”的地理认知，揭示了早期中原与青藏高原互动的广度和深度。

张建林介绍，从考古发现看，史前时期就有通往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通道。距今4800年前，粟作农业传播到藏东地区；距今3500多年前，大麦传入雅鲁藏布江流域。公元前一千纪之后，多种文化元素出现在青海南部、藏北羌塘和西藏西部地区。公元3—4世纪，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古墓葬出现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王侯”织锦。这些文物与尕日塘秦刻石都证明，史前至唐代之前就有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通道，唐代的唐蕃古道更是连接多地的路网。

目前，国家文物局指导相关机构制订3—5年的高密度与区域系统考古工作方案。方案要求加强对石刻本体的释读、阐释和文物保护，对石刻前一定范围进行考古发掘，用旧石器考古方法精细化发掘，寻觅石刻残片，揭示秦时活动面和文化遗存。同时，扩大调查和发掘的时空范围，关注黄河源区秦汉时期交通、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古代气候环境和人地关系等，复原不同民族在该地区创造的独特文化。

仝涛表示，以往果洛州及黄河上游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较少，尕日塘石刻的发现是补全区域考古学文化缺环的契机，能为理解中原内地与高原腹地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全面信息，展示古代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

鄂崇荣希望结合河源地区实际情况，探索在生态脆弱和高海拔地区保护文物古迹的路径与方法。下一阶段将在石刻周边勘探秦代遗迹，争取发现同期遗存，将石刻从“孤证”升级为“证据链”。对关键词进行释读和比较研究，通过多学科融合，深入研究秦代以前中原对青藏高原的认知和文化想象，让尕日塘秦刻石折射更多中华文明向西发展的故事。

汤惠生强调：“尕日塘秦石刻能完好保存至今，是因为未被人发现和辨识，今后保护是第一要务，避免人为破坏。”据悉，青海省人民政府已将尕日塘秦刻石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实行最严格的现场值守，设置防护围栏和电子监控系统，派遣专人驻守。

尕日塘秦刻石的故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的生动缩影。对它的再探讨，仅仅是一个开始。每一次新的解读，每一次考古的铲动，都可能为我们揭示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深刻、更加激动人心的古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班晓悦陆航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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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热点聚焦 | 尕日塘秦刻石丰富中华文明源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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