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作家张者：谈新疆建设兵团，难忘上海人

“新疆是我的故乡，新疆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我的母亲已经八十多了，她还在新疆养老。”

作为“兵团二代”，作家张者对新疆满怀特殊感情。他生于河南，在重庆、北京求学，却将新疆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源。他曾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山沟随父母度过少年时光，如今虽在重庆生活，梦中仍常回到那山沟，梦里大漠和干沟都化作了青山绿水。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张者在《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推出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天边》。故事围绕一群兵团少年的成长，通过三代新疆兵团人的命运交织，描绘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年屯垦戍边的“创业史”。

小说还写到一批上海援疆知青，被新疆兵团人称为“上海青年”。11月9日，张者到上海参加“收获首发”活动——“把大漠当青春纪念册的人们”。

张者表示：“谈到新疆兵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上海人。上世纪60年代，十万上海支边青年来到新疆兵团，至今兵团人仍称他们为‘上海青年’，他们在我心中永远年轻。如今上海还在支援新疆，有援疆干部和资金，而当年上海和全国一样未摆脱贫困，支援新疆的只有人，整整一代人。”

活动间隙，张者接受了澎湃新闻·文学花边专访。

张者是作家、重庆作协主席、新疆兵团作协名誉主席。

【对话】

澎湃新闻：你会把新疆视作自己‘文学的故乡’吗？这个地方对你感受世界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张者：新疆当然是我的“文学的故乡”之一。我出生在河南，新疆是我生命的第二故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1949年后，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批戍边者走向大漠，他们是军人，就地转业成了兵团人，目的是屯垦戍边。兵团人和中国历史上的戍边人一脉相承，不同的是他们除了悲壮决绝，还多了信仰、豪迈、乐观和坚韧，喊出了‘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誓言严肃，有雪山和大漠作证，我们‘兵团二代’的这种感受独一无二。

澎湃新闻：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张者：最初是不甘心的，抗拒和叛逆是必然的。年轻一代拒绝埋没在大漠戈壁，想通过高考升学去心中的天边，但并非人人都能找到。随着时代发展，当兵团人生活与内地差别不大后，矛盾得以解决。兵团二代的热血和青春都成了快乐的回忆，他们从理解父辈到真正扎根，明白真正的宝藏就在出发的地方，曾经憧憬的天边其实就在眼前。

澎湃新闻：你的新疆题材常写到上海援疆知青，他们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吗？

张者：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时，我还是少年。上海青年和兵团二代少年在大漠边缘相遇产生了“化学反应”，我曾用鸡蛋换他们的书看。可以说我是在上海人的教育下长大的，上海青年是我们兵二代的老师，我的语文老师就是上海青年，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常讲评我的作文。我上完大学发表处女作后去找她，她和其他上海青年回上海了，消失在人流中，让我很忧伤。我能成为作家也是上海青年培养的，我阅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上海青年借给我的。上海对新疆来说是一种象征，是现代、前卫、时髦的，是新疆人梦想的地方，大漠中的海市蜃楼就是我们对上海的想象，我的有些发小现在就生活在上海，实现了理想。

澎湃新闻：当你不在新疆生活，这个地方会以什么方式和你产生关联？

张者：我离开新疆多年，但每年都回去，喝伊力特，把酒唱胡杨，对酒望大漠，那里是我的记忆、文化和文学创作之根。有一种奇妙的关联是胡杨树，在我小说中是一种象征。我一直关注着它，兵团人赋予胡杨树很多神奇力量，它可以断臂求生、向死而生，胡杨籽像风车，随风而去，见水而停，春暖发芽，随季而长。

澎湃新闻：我想到了《山前该有一棵树》。你在这部小说里融入了自己的成长记忆，新作《天边》亦有你的亲身经历。在写作中和少年时的自己对话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张者：这种对话是自言自语的，有时像一首歌。我的写作常从歌声开始，写《天边》时会不自觉哼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原本想用这个名字，用的人太多就用了《天边》，其实也有同名歌曲，好在长篇小说没有叫《天边》的，我在小说中赋予了“天边”新内涵。

澎湃新闻：近年新疆文学很受关注，刘亮程、李娟等作家的作品为人们阅读、谈论。你认为你有哪些独特的创作资源和视角？或者说，你的新疆写作会有哪些独属于你的痕迹？

张者：我的新疆题材和一些作家朋友不同，新疆地域广阔，刘亮程、李娟在北疆，我在南疆，他们在“地方上”，我在兵团。刘亮程是伟大的作家，李娟是最早的“素人写作”榜样，她有生活，刘亮程有思想，是智者和乡村哲学家，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状态能给同行启发。我们虽都在新疆，但隔着天山，在内地相当于隔几个省。北疆有美丽草原，南疆有金色胡杨，第一代兵团人无论南北疆都在艰苦地方，比如359旅的718团就在南疆阿克苏，古代叫龟兹。我曾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山沟度过少年时光，生活中最缺树，树比水有时更重要，水关乎生命，树关系心灵，水和树在我潜意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我小说的独特痕迹。

澎湃新闻：在成为小说家之前，你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做过记者。从非虚构转向虚构经历了什么？

张者：从非虚构转向虚构，从记者转型为作家很奇妙。新闻就是新闻，文学就是文学；新闻是文学开始的地方；新闻是发生的事，文学是想象的事，这是本质区别。记者写报道和访谈时，会发现新闻和文学差异大，我写着写着就想虚构，可记者要立足事实，既然喜欢虚构，就转行当作家。虽然告别新闻职业，但我感激那段经历，记者职业影响了我的文风，新闻和文学相辅相成，记者要求文字凝练、抓住本质，这对作家是很好的训练，很多著名作家都当过记者。

澎湃新闻：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你是否也有困惑？

张者：我和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最大困惑是AI时代的到来，人类如何掌控AI机器。好在人类有AI没有的“生命”和“生命意识”，AI需接收指令，而发指令的是人。未来写作者或许幸福，AI能提供海量资料，不用在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但查到的只是资料，不能抄袭AI，现在出版社和杂志社都有“查重”软件，AI查重无法遁形。我想基于生命体验有情感有温度的创作永远是我们的独创。

澎湃新闻：有人说今天的文学现场不如过去那么纯粹，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文学青年，你怎么看？

张者：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各专业同学都是文学爱好者，大家热衷写诗，平常看小说，动笔却写诗，这是青春写作，靠荷尔蒙。少年心灵需诗情画意滋养，伤春悲秋后需文学疗愈，那个时代或许是中国的文艺复兴。60和70后作家吸收的文学营养差不多，只是喜好不同，有人喜欢托尔斯泰，有人喜欢卡夫卡，有人喜欢马尔克斯等。我读研究生选法律系而非中文系，不是想当律师法官，只是想比同代作家知识更丰厚，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写作。

澎湃新闻：你对当代文坛有哪些观察和感受？

张者：文学现场不如过去纯粹是现实，过去文学是理想，现在是职业，有了“素人写作”。对专业作家来说，这可能构成竞争，但内心不应有“鄙视链”。写作者基数大了，对真正的文学攀登者来说根基更牢固，文学百花园中应有参天大树、绿草坪、牡丹花、喇叭花、狗尾巴草，这样才能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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