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邹骥：绿色投资成经济增长与产业格局重塑关键引擎

2025-10-25

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将在巴西贝伦召开。今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十年前，各国在巴黎展现出难得的团结，奠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NDC）为核心、自上而下的全球行动框架。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的裂痕深刻改变了国际合作的态势，大国博弈、技术革命、资金困境与多边机制的失效，成为这个时代严峻的挑战。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9月24日，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并力争在现有目标基础上做得更好，这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也为坚持全球治理战略方向做出了贡献。

在此背景下，10月17日，澎湃新闻《临界点》气候月刊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作为在能源与气候政策领域深耕数十年的专家，他的见解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

邹骥指出，驱动绿色转型的力量正在发生转移。他用数据对比了“政府间谈判”所能动员的公共资金与市场力量：发达国家承诺的千亿乃至万亿资金谈判困难重重，而现实中，仅清洁能源领域的年投资额就高达2万亿美元。这表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各国政府谈判代表，企业、国际游资、技术先锋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由“政府、非政府、企业和大量国际游资等”共同构成的、更为复杂的治理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但其最终形态还需时间观察。

他表示，在这一新的历史时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应更好地利用新产业革命成果，坚定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他还认为，未来十年年均数万亿人民币的绿色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塑产业格局的重要引擎。

10月17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接受澎湃新闻《临界点》气候月刊专访

以下为专访全文：

全球治理之变：旧秩序松动，新生态未明

澎湃新闻：今年是《巴黎协定》十周年，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局的核心？

邹骥：我们正面临全球治理生态系统的急剧变化，其最终形态尚不明晰，但可以确定的是，参与者发生了变化，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企业和大量国际游资等。

回顾历史，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进程，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到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到《巴黎协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的相对稳定期。但过去七八年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二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大国协作意愿降低，例如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大国尤其是主要排放国的态度，对全球气候治理成效至关重要。

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的年度气候资金规模，从一千亿到一千五百亿，甚至有人提出一万亿，但与市场上每年2万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COP30：大国带头减排是关键

澎湃新闻：在这种背景下，即将召开的COP30，您认为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邹骥：谈判的重点和难点原则上还是“全球盘点”后各国如何提升雄心目标，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的提交，资金、透明度、适应、损失与损害等议题。但关键在于，在资金问题面临挑战时如何继续推进。这取决于主要排放者和经济体，如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及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尼日利亚、印尼等，这些国家排放量占全球的大部分，需要带头减排。

转型核心瓶颈：电网消纳能力待革命性升级

澎湃新闻：中国提出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0%”等新目标。您认为这一目标将如何支撑7%-10%的减排目标？实现路径是什么？

邹骥：能源基金会识别出六大减排路径来实现7%-10%的减排目标：一是倡导可持续能源消费方式，包括提升能效和合理控制能源需求，避免能源浪费；二是优化发电结构，推进电力部门低碳化，期望中国风光发电占比向40%迈进；三是在绿电基础上推进电气化，特别是工业设备和建筑的电气化；四是进行非电燃料转换，对于工业高温过程等绿电难以满足功率需求的情况，可使用绿氨、绿醇等可持续绿色燃料；五是发展负排放技术，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和森林碳汇及碳移除（CDR）等；六是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计算可知，30%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在实现7%-10%的减排目标中占重要比例，但不是全部。

我们认为实现这一减排目标需要“五合一”（Five in Mind）的支撑体系：雄心（Ambition）、技术（Technology）、投资（Investment）、融资（Finance）、政策与能力（Policy & Capacity）。仅有目标不够，还需要技术路线和具体部署；技术需要投资转化为实物资产；投资需要融资支持；融资则依赖政策和体制机制保障回报和资金流向。

澎湃新闻：当前中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最亟需弥合的核心差距是什么？是关键技术瓶颈、绿色投资的规模与效率，还是全球市场规则与协作？

邹骥：我认为电网系统存在突出差距。中国煤电产生了55%-60%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大部分用于发电，是减排的重点。

过去十几年，中国风光发电占比从个位数提升到接近20%，成绩显著。但目前面临障碍，电网容纳的风光发电量不到20%，而美国加州、德国等经济体这一比例已超过40%。当我们想进一步提高占比时，会遇到上网难、电网稳定性和灵活性资源不足等问题。

这背后是电网物理特性的根本转变。传统电网依靠燃煤、燃气机组转动的“转动惯量”维持稳定，当风光等非同步机电源占比增加时，系统稳定机制需要重构。这需要储能、电子调频等技术创新，以及配套的电力市场设计来解决成本分摊和激励机制问题。

未来电网投资，除了主网互联互通，重要方向是配网改造、增容和微网建设，以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预计未来十年，电网投资年均仍需七八千亿至一万亿人民币，但投资内容和方向将发生重大变化。

绿色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塑产业格局的重要引擎

澎湃新闻：中国提出的风电太阳能装机达到36亿千瓦的目标，预计在未来十年将催生多大的投资需求？会如何影响经济和产业？

邹骥：我们估算，未来十年中国绿色低碳转型投资年均约5万亿人民币（约合7000亿美元）。

这相当于202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十分之一，数额可观，对经济增长、就业和财政收入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投资潜力巨大，因为从长期市场均衡和需求潜力看，中国的能源结构转换、能效提升和产业升级远未饱和。关键在于通过政策改革挖掘这一潜力。

澎湃新闻：对于COP30以及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您有何期待？

邹骥：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全球治理的模式是怎样的？主要参与者是谁？谁来做贡献？主要驱动力是什么？中国在其中如何定位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