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替代的存在

我很难确切表达这种念头，就是总会时不时想给程怡老师发微信。有时醒来想跟她确认梦里的对话，就像此刻，看到红叶染遍山丘，我就想问问她要不要来画几张。要是她回复我，或是笑盈盈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丝毫不会意外。

1987年我被保送到华东师大。程怡老师上课时说“沈公公（沈从文）带着我逛故宫”，“巴老伯（巴金）给我吃冰砖”，我们听了直乐。那时中文系高手如云，像施蛰存先生这样的老一代都在带学生，“文二代”更是数不胜数。但声音那么动听，在教职工合唱比赛领唱《长江之歌》，一开口就让别的院系想直接放弃比赛的，可不多。她的课格外好听，也许人类无意识中就亲近这种有磁性的声音吧。

反正我喜欢她的声音，也喜欢她这个人。这是身体的直觉，由不得我。本科毕业后我留校，和程怡老师成了同事，我见了她没大没小，总想扑过去抱她，一开始她拒绝，他们那代人不太喜欢身体接触，但她接受我叫她“亲爱的”，这也成了我的专属称呼。2012年她退休后，我有空就去看她；她的老母亲记不清人了，我每次亲亲老人家的脸颊，程怡老师就会提醒：“亲爱的来看你了”。照顾渐渐失忆的老人哪有不累的，但每次去她总是笑盈盈的。

程怡老师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摄影、绘画、音乐甚至服装设计等领域几乎无师自通，真让人没办法。2012年退休后，程老师开始频繁画油画，谁喜欢谁拿走，她就以这种方式留在了很多人身边。这张小尺幅是她刚开始画的，后来她画的都大很多。她的画放在我书桌上，不知不觉，十三年过去了。

给老人家问完安，我常去她另一个门栋楼下的小房间坐坐。她给我做咖啡，让我选她的油画，有画树的或者全是树的；再一起聊聊国内外大事；最后我从她冰箱里拿走她给我留的山楂糕，她说亲戚在北京做的，是有机的，我这种敏感体质吃了没问题。我从不客气，有时还顺点点心或咖啡。这倒不是我恃宠而骄，程怡老师经历过太多苦难，但她身上没有匮乏感；给予让她欢喜，这点很重要，我很尊重。

我们大多的交往都很随意，所以有几次严肃的，就像几个鲜明的故事。2011年秋天在崇明岛，中文系青年教师培训，正经活动就一场座谈会。我申报教授职称一直失败，发言时就拿程怡老师说事，说她上课认真却“不打粮食”，但“我心依然”，还冲口而出“她是我的灯塔”。这话不假且悲壮，会场当时一片寂静。如今想来，残酷啊，我终究评上教授了，而她到退休还是“副教授”，她却坦荡荡，笑盈盈的。她真的无所谓，是我们替她不平，又不安。

程怡老师是个真诚的倾听者，分析问题透彻，还总有果断的解决办法。人到中年，我生活中出过几次大事。2007年12月我哮喘发作，上教室楼梯都困难，程怡老师二话不说，叫上谭帆老师带我去中医鲁震明那里。他们三人是大学密友，鲁医生是隐士大医，轻易不接诊。谭老师当时是系主任，有辆车。他们寒暄几句，鲁医生把手指搭在我脉上，闭目一分钟后开方，还给我一个小纸包，说真如镇上一家老铺方剂全，谭老师亲自开车去抓药。那堆18块8毛的草药，当晚就让我能躺下了。半夜两点，程老师打电话问：你还在吧？我怕激素类药物停了出事。我说：我在，你睡吧。他们对我有救命之恩，句句属实。大恩不言谢，如今见到谭老师，很多话不必说，包括不敢向程老师和鲁医生道出的告别。

人的卓越才华和高尚品格，不亲身接触难以体会。

另一次事故大概在2012年，涉及隐私，我去看她时没怎么说。但程怡老师有第六感，她主动说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还对亲密关系发表看法。人性复杂，“没有经历过深夜痛哭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昏暗的底楼小房间里，她见我愣住，点起一支烟，打开台式电脑，“给你听首曲子吧。你看，河流交汇，流过村庄，有人结婚，然后有峡谷，然后流向远方……”。万宝路香烟的味道弥漫开来，我们都不说话。“伏尔塔瓦河”这首曲子我不陌生，但那次它像微弱电流，让我原本以为麻木的神经有了感觉。那十几分钟，安静得很有力量。

2008年暑假，我带女儿崔璨和程怡老师去俄罗斯旅行。她像追小鹿一样追着璨璨在托尔斯泰庄园找“世界上最美的坟墓”，拍了不少老花眼初期对不上焦但很有审美的照片。俄罗斯乃至整个斯拉夫艺术是程老师那代人的精神故乡，挂在我家书墙上的这幅油画，清晰地留存着那个夏日午后怅然又畅快的气息。

其实，我记得程怡老师最后的时间线。2017年后寒暑假我去纽约调研，还在“澎湃新闻”发札记和时评。2020年美国大选，她频繁给我发消息，说支持特朗普，还因此和几个老友断交。我很理解她，她青少年时停课、串联、下乡，父母舅舅叔叔被打成右派，叔叔冤死，壮年时照顾父母送终付出很多，她独自扛下了惨痛的中国当代史，1979年高考后看似平常的生活都有历史的阴影；所以她对极左动向，“发动群众斗群众”的企图，哪怕远在美国，都极度敏感、警觉和反抗。2021年她送走老母亲刚一年，9月开学不久，她微信突然少了。一问才知道，她莫名肚子疼，自己叫救护车去六院做了手术。不久确诊是肠癌。接下来大半年，化疗做了一半……她一生遭遇太多意外，却坦然面对，从不怯场。我都不理解她怎么能这么理性，她都那样了，还在我吵架气得不行时鼓励我，“我们就是要努力让自己不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2023年春节去拜年，她让我摸摸左边脖颈：“是不是有个肿块？”我摸到一个滑动的“橄榄”，心里怕得像碰到蛇头。她去北京会诊，4月20日微信说：“确诊淋巴转移，基本无药可治了。靶向药也不能让我活过一年。而且，我不想吃那么多苦。”

没想到程怡老师给我的最后一课，如此决绝。

果然。2024年2月，我问她要不要从美国带药，她回复：“白天还好，晚上痛得要吃止痛药了。看来寿命也就这样了，我不怕死，但怕疼。”国内医疗体系对生理痛苦不够重视，止痛药品管控严。我托人给她捎止痛药，3月听说非处方止痛药效果有限，我不知道怎么办，14日给谭帆老师发微信：“程怡老师这几天不太好，我有点害怕。跟您私下说一声。”后来她弟弟程念祺老师说，她“7天不进食，不吸氧，拒绝去医院”，“目前仍清醒”。

一个人清醒地面对死神，在剧痛中决绝对视，说“不”。

所谓君子不忧不惧，生死是大事。

程怡老师论文写得好，散文更出色，但她没时间写，也不在乎发表。《爸爸教我读中国诗》这篇短文，是我“硬要”来的，我觉得比很多专业写作者写得好太多。当时周毅主编拿到稿子就发表在2016年4月《文汇报》“笔会”版，缩写版还出现在当年上海中考试卷上。程老师笑笑，不在意。但她文章的好，读一遍就忘不了，比如最后一段：

“很多年后，我看见报上某篇文章引了一首非常有味道的绝句，我的感觉就好像遇到了一个老熟人。我没有念过那首诗，但我熟悉那种风格，那种非常流畅的朴素与自然的风格。回来一查，果然是陆游的诗，‘驿外清江十里秋，雁声初到荻花洲。征车已驾晨窗白，残烛依然伴客愁。’我当时的感受真是难以名状。爸爸在我童年时便种在我生命里的东西，突然宣告了它的无可移易的存在！”

曼哈顿上东区的波希米亚国家礼堂（Bohemian National Hall）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它有种破败的矜持，有点社会主义，又有点资本主义，“好像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因为是捷克驻纽约总领事馆，常有捷克艺术家表演。纽约冬天漫长，今年三四月份还冰天雪地，那晚礼堂暖气不足，但捷克交响乐真美。不经意间，熟悉的旋律响起。周围衣冠整齐的人都嘴角上扬，如痴如醉。

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一年了，我终于承认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

那是“伏尔塔瓦河”，那是“我们”的伏尔塔瓦河。那是我生命里，无可替代的存在。

（2025年9月26日纽约雁叫声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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