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最后一面

10-02 06:18

在弗赖堡跟随胡塞尔

胡塞尔教授在倾听

1919年初，我在恶劣的政治动乱中离开慕尼黑，搬到弗赖堡。慕尼黑的老师亚历山大·普芬德和莫里茨·盖格尔把我推荐给了胡塞尔。1916年胡塞尔接任李凯尔特的位置，此后他成了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的核心，也是德国哲学的焦点，很多外国学生为他来到弗赖堡。他的现象学分析极具巨匠风范，演讲冷静清晰，科学训练方式人性化又严格，这让我们在精神上成长，也让我们看到现象不受时间局限的“本质”。他以数学和逻辑的存在为范例来把握这种本质，还要求我们在讨论课演练中避免使用宏大术语，用对现象的关照检验每个概念，回答问题时要拿出“零钱”而非“大钞”。他就像尼采笔下“精神的良知”。令人难忘的是，在大家担忧法国部队占领弗赖堡、大学讲堂冷清时，他依旧安详坚定地讲述学说，仿佛科学研究的认真精神不受外界干扰。我们对胡塞尔《观念》中“还原超验意识”的学说不太感兴趣，但在1933年我了解到了其伦理源头与效力：纳粹党人政变成功后，胡塞尔在弗赖堡教学和著述数十年的场域，对他而言如同被“置入了括号中”，并未阻碍他的哲学意识。尽管他已退休，国家还是再次停职他，将他的作品从图书馆清除，标为犹太作品并公开展示。弗赖堡大学靠胡塞尔获得声望，校方却漠视此事以避免尴尬。一位格伦斯基还写小册子，称胡塞尔像斐洛与科恩一样，用《塔木德经》色彩染了“雅利安人”柏拉图式的观念世界。

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的研讨班，1920年

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会面

1933年，我最后一次去弗赖堡，听了海德格尔分析沉默方式的讲座课，他本人最懂沉默。他邀我去他家吃晚饭，他太太不在。我们没谈难堪话题，主要讨论我是否该放弃马尔堡转去伊斯坦布尔。他留我住一晚，我拒绝并表示要住同学家，他有些讶异。第二天我拜访胡塞尔，海德格尔与他断绝来往，自纳粹政变后就没在胡塞尔家出现过。胡塞尔温和镇定地沉浸在工作中，但因昔日门生海德格尔的行径内心受创，而海德格尔能接任弗赖堡哲学讲座教授之位，还是胡塞尔提拔的结果，如今海德格尔还当上了大学校长。

1936年我在罗马，海德格尔在意大利与德国文化中心演讲后到我和太太住处。他看到住处简陋很震惊，还遗憾没看到我留在德国的藏书。傍晚我陪他回赫兹图书馆住处，他太太友善又僵硬地跟我打招呼，或许因记得我从前常去她家而感到难堪。文化中心主任请我们去“炖小牛膝”餐厅吃饭，席间没谈政治。

次日我们夫妇和海德格尔一家去弗拉斯卡蒂与图斯库伦郊游。天气很好，虽有障碍，我仍为这次相处高兴。海德格尔全程戴着纳粹党徽，没意识到与我相处时佩戴不合适。我们聊意大利、弗赖堡、马尔堡和哲学话题，避开德国情况和他的立场。回程时我让他坦诚谈政治问题，提到《新苏黎世日报》的论战，表明既不认同巴特对他的政治抨击，也不同意施泰格为他的辩护，认为他支持纳粹源于哲学本质。他表示同意，解释“历史性”概念是他投身政治的基础，称对希特勒的信仰不容怀疑，只是低估了基督教教会的生命力和兼并奥地利的阻碍。他坚信纳粹是德国的未来，只是要“坚持”够久，唯一忧虑的是过度组织和动员消耗力量。他不觉得纳粹运动的激进姿态和“乐力会”的狭隘中产市民性格有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我指出他与施特莱彻同桌共餐的问题，他先是沉默，后拿出辩护理由，称若没人关心会更糟，还怨恨“有教养的人”不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