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代跨剧种的戏剧盛事:世界级舞台剧上海封箱

09-24 06:21

9月21日,在交通银行前滩31演艺中心·大剧场,舞台剧《中村仲藏》完成了其在上海的第10场演出,同时也是该剧的全球封箱演出。当舞台灯光瞬间熄灭,黑暗如超载卡车般冲击着我们的视网膜,《中村仲藏》宛如一首动人的天鹅之歌。


这部由源孝志编剧、蓬莱龙太执导、藤原龙也主演的戏剧,以现代话剧形式呈现了江户时代传奇歌舞伎演员中村仲藏的一生。传统歌舞伎中的经典意象和场景在当代舞台上重新焕发生机,以贴近普通观众的方式被重构,毕竟很多观众对歌舞伎凝练华丽的表演形式并不了解。


主演藤原龙也因出演《大逃杀》(2000)、《新选组!》(2004)、《死亡笔记》(2006)等热门影视,为中日观众所熟知。但他真正深耕的领域是舞台剧,1997年,他从5537人中脱颖而出参与舞台剧《身毒丸》海选,并凭此剧在伦敦舞台走红。6年后,年仅21岁的他成为日本戏剧史上最年轻的哈姆雷特。2007年事业巅峰期,他前往伦敦接受正统莎剧训练。所以在饰演仲藏时,他能应对高密度、高强度的台词,甚至以绕口令形式重演经典歌舞伎桥段《外郎卖》。《中村仲藏》台词连绵,气口极少,为数不多的抒情段落留给仲藏自白,此时台词节奏稍缓,观众眼睛几乎时刻盯着提词板。这一快一慢凸显了仲藏的成长线。


舞台剧《中村仲藏》的主要情节与韩裔日籍导演李相日执导的电影《国宝》形成对比。仲藏以饰演成年男性立役闻名,《国宝》主角喜久雄是女形演员需反串。仲藏活跃于18世纪中叶的江户,喜久雄来自二战后的大阪。尽管领域和地域不同,一个处于歌舞伎艺术开端,一个要应对传统阴影,但他们人生相似,都从寒微起点在重血统门第、阶级分明的歌舞伎世界登顶。


阶级主题在《国宝》中不明显,在《中村仲藏》却通过舞台装置具象化。歌舞伎传统舞台装置如“书割”“屋体”在前滩31舞台亮相。“书割”依旧按旧形式分割戏中戏,“屋体”却被放大成近似标准正方形的三层木构建筑,从底层到顶层房间更宽敞明亮。这不是传统写实的“屋体”,而是歌舞伎演员所处等级社会的象征。底层是无台词的“稻荷町”龙套,中层是有少量台词的小演员,上层由名题演员主宰,其身份姓名世袭,普通人难以涉足。


歌舞伎世界为何形成严密等级制度?答案可在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心态史中寻找。应仁之乱后,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并开幕府。为巩固统治引入儒学,确立“士农工商”四民制,歌舞伎演员地位低下,属“秽多非人”贱民。或许因歌舞伎世界封闭、与外界隔绝,艺人们才更重视传统和门第传承。


社会观念里,歌舞伎艺人地位低、无尊严,但歌舞伎艺术却流行,名题演员收入优渥,受各阶层追捧。幕府常打压剧团,如1653年的《若众歌舞伎御法度》限制女形演出,绘岛生岛事件凸显幕府儒学意识形态与町人文化的紧张关系。


然而,歌舞伎艺术发展未因幕府禁令停滞。江户时代日本承平,政治体制渐腐,原有阶级秩序难维持。日本学者阿部次郎在《町人美学:德川时代的艺术与社会》中指出,德川时代是政治特权阶级与文化创造阶级的分离对抗,以特权阶级失败、创造阶级胜利告终,这种社会关系决定时代文化特质。由此可提炼出《中村仲藏》的隐秘双线结构:仲藏及町人文化崛起时,武士阶级因文化创造力萎缩、经济恶化走向没落。


《中村仲藏》上下两幕关键情节是仲藏与旗本家四子酒井新左卫门相遇。第一幕仲藏遭后台同僚欺凌投水,新左卫门救他并启发他发现演员天性,唤醒身份认同。第二幕结尾,酒井家因政治斗争被贬,新左卫门成浪人。已成名题演员的仲藏再遇他时,从他身上找到时代典型意象。


于是,仲藏按浪人新左卫门形象为《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五幕的斧定九郎设计妆造,让仅有“五十两”一句台词的小角色成为没落武士阶层象征。这场重要戏中戏里,主演藤原以三重身份出现,他是还原歌舞伎演出的藤原龙也,是创造斧定九郎造型的中村仲藏,也是走向生命尽头的斧定九郎。导演以反高潮形式呈现此场景:带妆走出戏外的仲藏,无法确定演出价值,留待后世评价。


主演藤原说出“从今往后我要为了大家去演戏,为了省下钱来看戏的观众而演戏”这句经典台词时,多重身份融为一体。这是打破第四堵墙的做法,他既以藤原龙也身份向上海观众发言,又以中村仲藏身份向江户观众倾诉心声。


《中村仲藏》成为两位名角跨时代、跨剧种的戏剧宣言。戏剧不应孤芳自赏、困于传统。仲藏在舞台技法上的创新赋予歌舞伎新魅力,藤原融合日本本土演剧传统与莎剧范式的努力,成就了《中村仲藏》这出气势恢宏的人生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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