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影片里的英雄塑造

  【文艺观潮】

  在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抗战题材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一批深度展现民族气节和英雄精神的经典作品，既忠实记录了抗战历史，又通过深入刻画人物心理，赋予英雄形象丰富的精神内涵。从挺身而出的平民志士到历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从鲜活的集体群像到情感丰盈的个体生命，一个个抗战英雄形象在银幕上逐渐立起，形成一条影响力广泛、艺术代表性强的创作主线。它们凭借对民族精神、集体记忆和道德观念的深刻表达，展现出跨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

民族意志在银幕上的凝聚

  抗战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语境和电影艺术发展脉络紧密相关。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促使电影人产生创作自觉。文艺界率先提出“国防文学”口号，随后“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相继提出并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抗战初期文艺创作方向。“国防电影”强调以电影为武器，在民族危亡时刻服务于民族团结和抗日救亡，这便是后来抗战电影的先声。由此，抗战电影登上历史舞台。《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聚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激发的民族气节和抗争决心，用影像凝聚救亡共识。例如《狼山喋血记》借村民合力打狼的寓言故事，隐喻中国人民团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不屈意志；《壮志凌云》讲述顺儿、德厚、黑妞等中国农民团结抵抗强盗进犯的故事，展现出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这类影片延续了左翼电影批判现实、关怀底层的传统，在宣传抗日、号召团结救国的同时，以真实饱满的集体英雄叙事，为战时民众注入信心、勇气和希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电影创作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拓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中华儿女》《保家乡》等，采用直白、写实的影像语言，通过塑造战场与后方生活的群像，诠释英雄们在烽火岁月中的抗争与牺牲，深刻展现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坚毅、勇敢。同时，《木兰从军》《铁扇公主》等影片延续并发展了寓言传统，借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抗争故事以古喻今，隐晦而有力地传递抗日救亡、民族自强的时代呼声。这些作品人物塑造凝练象征，叙事手法多样，共同拓展了抗战电影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达。

个体思想的觉醒与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创作延续并拓展了抗战题材的叙事传统。抗战电影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继续深化发展，成为主旋律创作的重要高峰。与此同时，抗战电影英雄人物的塑造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以往抗战电影延续传统英雄叙事模式，侧重表现英雄既定的崇高品质，对其成长过程刻画不足。1949年，文艺界提出“新的英雄人物”理念，认为英雄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在改造历史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在这一观念影响下，电影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塑造经历成长的英雄人物，注重表现其心理转变和思想升华，逐渐形成新的创作模式。例如《小兵张嘎》刻画了一位从稚嫩走向坚强的少年英雄，嘎子误将侦察员罗金保认作汉奸并举枪呵斥的情节，既戏剧化地展现其天真而坚定的斗争意识，也暗示他在认知与判断上还有成长空间。《地道战》围绕1942至1943年冀中平原反“扫荡”游击作战展开，生动刻画了高老忠、高传宝、林霞嫂、牛娃等在战火中逐步成长的平民英雄形象，通过战术学习、心理转变和集体觉醒，映射出整个人民武装在实战中不断成熟、越战越强的历史现实，凸显人民战争的深刻内涵。

  新时期及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电影，进一步拓展了英雄书写的思想深度和创新形式。这一阶段的创作将战争记忆和民族创伤转化为具有反思性和多样表达的影像文本，致力于把英雄形象从崇高的符号还原为有复杂情感和人性深度的“人”。《吉鸿昌》《西安事变》《一个和八个》《七七事变》《黄河绝恋》《我的母亲赵一曼》《东京审判》《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作品，引起了广泛社会反响。如《我的母亲赵一曼》以儿子追溯的视角，讲述母亲、战士赵一曼在东北沦陷时期为掩护战友被捕，在狱中坚守信念、宁死不屈的故事。影片穿插她与孩子的温馨记忆，既烘托出主人公作为母亲的柔情，更强烈地反衬出她誓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坚定信念和凛然就义的英雄形象。这种个体化、情感化的叙事手法，赋予历史英雄更丰满的人性底色，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抗战电影在塑造英雄时注重内心刻画与历史真实相结合的美学追求。

  随着电影产业化的深入发展，近期涌现的抗战电影在延续历史叙事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合当代审美和艺术创新，通过诗意化的影像表达和传奇化的情节架构，为英雄主题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南京照相馆》《东极岛》等影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更注重叙事张力和情感共鸣，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呈现英雄的成长轨迹和精神世界。这种创作转向不仅拓展了抗战电影的艺术表现维度，也强化了其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文化意义，使英雄叙事更具生命力和号召力。

历史记忆的一脉相承

  从早期“国防电影”呼唤救亡图存的集体呐喊，到新中国成立后“成长型英雄”凸显个人在斗争中的觉醒与升华；从新时期以来对英雄人性和心理深度的多样挖掘，到近期产业化背景下诗意化、传奇化英雄叙事的兴起，抗战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从事实表述到价值引领、从历史“是”到道德“应当”的多样类型和丰富层次。其表现形式和创作思路虽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但对民族精神的坚守、对英雄主义的礼赞以及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始终不变。

  抗战电影通过激活“后记忆”机制和互文叙事，有效将历史中的英雄故事和精神内核传递给当代观众，实现了抗战记忆在银幕上的当代延续。例如从《铁道游击队》（1956）到《铁道飞虎》（2016）与《铁道英雄》（2021），从《屠城血证》（1987）到《南京照相馆》（2025），电影人通过致敬经典、翻拍老片或多角度呈现同一历史事件等方式，不断追问历史，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影像对话。以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照相馆为核心元素，《屠城血证》从中国医生展涛与外国女孩凯蒂的视角切入，《南京照相馆》以邮递员阿昌的冒死抗争为主线，都讲述了记录日本屠杀罪证的照片被保存、运送、公开的过程，共同揭示极端环境下个体的勇气和良知，体现了抗战电影在叙事创新和现实关怀层面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具有民族志意味的影像再生产，在铭记与诠释之间建立起动态的精神延续。

  从这个角度看，抗战电影不仅塑造英雄，更在每一代人心中重新诠释“英雄”；不仅再现历史，更参与构建历史。它在不同代际电影人的创作中延续精神血脉，在代代观众的关注中焕发生机。正是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和叙事创新，抗战电影成为民族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每个时代语境中持续引发共鸣。它让历史的烽火穿透银幕照亮现实，让英雄的精神跨越时空直抵人心，这既是中国电影人对历史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

  （作者：丁亚平，系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