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释人员再就业：难以挣脱的歧视枷锁

编者按

近期，有企业拿出2%的岗位面向刑满释放人员（以下简称“刑释人员”）开放，这一举措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社会对刑释群体既期待包容又担忧风险的复杂态度。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数十万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但再就业率不足40%，近三成人因“前科标签”求职被拒。部分刑释人员求职受挫后陷入困境，甚至再次越轨，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加了安全隐患。

澎湃新闻将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刑释人员就业现状，剖析政策执行难点与法律救济不足，从企业社会责任、安置帮教机制、社会观念转变等方面探寻破局之法。

本期是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我们采访了几位刑释人员，听他们讲述再就业的故事。

刑满释放人员完成法律改造回归社会，本应开启新生活，然而回归之路困难重重。

他们中有人出狱多年仍求职无门，临时工作干不长，摆摊被赶，贷款遭拒；有人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创业因背景审查失败；有人找到工作后因派出所介入被同事疏远，工作受限，最终只能回老家艰难生活。

尽管已为过错付出代价，但“犯罪记录”的阴影仍笼罩着他们，让他们在就业困境中苦苦挣扎。

受访者一：2021年底刑满释放，目前从事临时货车司机工作

我是东部某省份人，2021年底出狱后找工作成了难题。我试过电子厂、美团、货拉拉、滴滴等不下20份工作，最短的只干了十几天，要么工资低，要么因犯罪记录被辞退。开滴滴只能借别人账号，常被封号，工作难以长久。

因为犯罪记录，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做搬运工时，老板常吼我，即便我努力工作，承担重活、累活和加班工作，也得不到认可。

只要有招聘信息我就去应聘，但处处碰壁。最困难时，我在出租屋吃了一个月泡面，差点抑郁。摆地摊卖鞋、卖点心，被城管没收货物；贷款做小生意，因犯罪记录被银行拒批。

现在我帮私人老板开货车收废品，这份工作是朋友在我没钱生活时介绍的，不过可能也干不长了。老板暗示我“顺”走厂里值钱的东西，我拒绝后他扣我工资、停发补贴。我不敢让老板知道我坐过牢，怕他更过分，只能偷偷找下一份工作。

上周应聘送月饼的临时工，老板说只能干两个月，吃住自理，我都答应了，但对方要无犯罪记录，我不敢说出实情，怕失去这份工作。

邻居、亲戚对我指指点点。堂弟结婚我去帮忙，他们也怀疑我。给超市送货时，同村人告发我坐过牢，老板就想办法让我辞职。

我很少回老家，宁愿在外面吃苦。想看望父母，也只能半夜回去。我会攒钱去峨眉山听课学习、做义工，在那里没人问我的过去，能让我暂时平静，但回到现实，又会感到压抑。

我想，如果父母不在了，我可能会出家，那时或许能真正平静。

受访者二：2025年7月刑满释放，现在东部某省一服装厂工作

我今年35岁，上个月出狱，听亲戚说东部某发达省份服装厂月薪能有八九千，就去了那里。但跑了五六家工厂，都因犯罪记录被拒，现在这家服装厂说要“报备”后才勉强录用我。

我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中午休息不到1小时，一个月休息1天。最头疼的是工价不透明，做不同款式服装价格不同，问负责人也不明确告知，我每天工作却不确定能挣多少钱。

找工作让我明白，犯罪记录是无法抹去的伤痛。有次老乡开的工厂联系我，聊得很好还催我面试，但我说出刚出狱后，对方脸色突变，拒绝了我。

出狱前我想好好工作，但现实是，企业一听我坐过牢就拒绝。生活压力也很大，妻子全职照顾孩子，父亲年迈还要补贴家用，我回来后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

在监狱时我知道有政策要求企业接纳刑释人员，但现实并非如此。我为过错付出代价，却仍被区别对待，心里落差很大。我们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就是合法公民，社会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否则可能把我们推向深渊。

我在监狱见过很多人因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再次犯罪。现在我不敢想未来，刚出狱没经济基础，只能在附近看看有没有效益更好的厂子，做到过年。

受访者三：2020年刑满释放，目前从事外卖员工作

我25岁刑满释放，出狱后想找工作养活自己。第一份工作是熟人介绍的，在快递点收快递，工资低，干了一段时间就辞职了。网上很多招聘信息都不要有前科的人，像一堵墙挡住了我。

疫情刚结束时，我和朋友去富士康面试，只有我被刷下来。后来找工作一提身份证我就害怕。我去圆通快递面试，面试表现不错，但录入系统时被拒。

现在我是众包骑手，不敢做全职，怕审核不过失去众包资格。众包收入不稳定，我做了快一年。

2023年我尝试创业，在学校包了个档口，做了半年攒了点钱。但公司筛查工作人员背景时，我不敢提供信息，只能把档口转让。要是不筛查，我可能还在经营档口。

我认识很多人打零工，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只能挣一百多块，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就再次犯罪。我有个朋友在汽车工厂工作，月薪七八千，两个月后被辞退，肯定是因为有前科。他打零工落差大，最后又犯罪了。

看到胖东来出台招聘我们这类人的政策，我留言询问，虽没底气，但也是个希望。

受访者四：2022年刑满释放，目前在老家承包鱼塘

出狱后第一份工作是通过中介介绍的，在工厂做手机零件加工。上班第七天，当地派出所到公司人事询问我的情况，两个礼拜后约谈我，第三个礼拜又来了。

派出所两次到访让工厂很多人知道了我的过去，他们开始疏远我。工作上领导特别“关注”我，还有人好奇打听我的犯罪经历，我不想回忆那段痛苦的日子。宿舍的人也防着我，我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

后来我找工作四处碰壁，跑滴滴、美团外卖、做快递都要无犯罪证明。我去广东投奔老乡，在装修店帮忙，这是私活，没五险一金，工期结束就被清退。在广州租房办居住证，派出所还来拍照登记。去年年底我回到老家。

在监狱时我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回归社会后，除了亲人，其他人都疏远我。想创业借钱没人愿意借，也没感受到政府的帮扶政策，派出所还经常询问我的行踪。

我入狱前离婚，两个孩子由前妻和父母照顾，现在家里主要靠我承包鱼塘和父母的收入维持生计。

在监狱里，很多人出狱后再次犯罪。刑释人员群体庞大，但我们不愿诉说，别人也不关注。如今经济形势不好，就业困难，大学生都难找到工作，我们更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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