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在至暗时刻映照人性与民族精神的微光

在硝烟弥漫的1937年寒冬，南京城一片肃杀，然而一间普通的照相馆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当日本摄影师军官带着记录侵略暴行的胶卷来到这里时，这个本应被战火吞噬的空间，被赋予了荒诞又沉重的历史使命。它既是侵略者起初炫耀“战功”、后来炮制虚假“亲善照”的洗印工坊，更是一群中国平民守护屠杀罪证的秘密战场。导演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这把历史的“双面刃”，切开了南京大屠杀那段至暗时刻，让显影液中的微光化作照亮人性之美与民族气节的火把。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截图

血染的胶片：从历史真实到艺术重构

影片创作的基础源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真实罪证影像。编剧许渌洋、张珂、申奥三人以这些历史素材为蓝本，创作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类型化叙事的群像故事。邮递员阿昌（刘昊然饰）没能随邮政局逃离南京，却幸运地逃过一劫，被只会拍照不会洗印的日本摄影师误认成照相馆学徒。而真正的照相馆主人老金（王骁饰）一家四口则躲在地下室避难。翻译官王广海（王传君饰）为了保住自己和妻儿的性命为日军服务，同时为了让演员情人林毓秀（高叶饰）拿到通行证，谎称她是阿昌的妻子，让她住进了照相馆。曾经救过毓秀一命的国军杂牌军“逃兵”宋存义（周游饰），也被毓秀偷偷带进了这个暂时安全的地方。这群人成了命运共同体，起初他们为了生存而忍辱偷生，但随着一次次看到洗印照片中的影像，良知和朴素的民族情感逐渐唤醒了他们，让他们愿意为了超越个体生死的事情去冒险甚至牺牲。

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群像人物的构建独具匠心，人物的变化轨迹、成长弧光以及故事的起承转合、反转与伏笔的设计也十分精妙。比如围绕“洗印照片”的情节，表面和内里都有深刻含义。从一开始日军摄影师不会洗印需要照相馆协助，阿昌通过和老金配合学会洗印技术，到日本派来洗印师却被宋存义舍身杀死，再到日军摄影师学会洗印后企图“借刀杀人”，情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且不乏合理反转，为主要人物的成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另外，关于通行证的设计，从“生的施舍”到“死亡陷阱”，再到兼具“生的抗争”和“带出照片的机会”，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既体现了荒诞与悲痛，又构建了崇高感。

在这样的艺术重构下，影片传递的情绪价值也在不断变化。从恐惧到悲痛，再到抗争，最后微观的勇敢振奋与宏观的胜利鼓舞相互融合，高扬起“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的反思与励志精神，实现了历史与当下、个体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联通。

照相馆：避难所、抵抗地与记忆池

《南京照相馆》在空间的建构和运用上亮点十足。照相馆虽小，却意义深远，不仅还原了真实历史、推动情节发展，还被赋予了三重象征意义。

首先，它是生死避难所。照相馆的地下室和暗房为平民提供了临时庇护，这一存在本身就是战争荒诞性的证明——侵略者需要借助被侵略者的技术来宣传暴行。外部的血腥杀戮与内部的暂时平静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照相馆的前台、客厅、卧室，以及隐藏的地下室和洗印暗房，构成了形态丰富的内部空间，既具有历史真实性，又蕴含着隐喻意义。

其次，它是抵抗策源地。相机从记录工具变成了反抗的盾牌和武器，照片从生活瞬间的定格变成了侵略者的罪证。在暗房的红光下，显影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当阿昌和老金颤抖着举起显示暴行的底片时，镜头特写中血渍仿佛要滴落在观众脸上，此时胶片从物理载体变成了情感的神经突触，电影中的“雾中风景”变得清晰可见。照相馆背景布上绘制的“长城”等风景，平时只是拍照的装饰，在影片特定情境下却成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情感的投射对象。毓秀将罪证底片缝入旗袍戏服，让个人的演员梦想升华为文明基因的传承；洗印照片的药水被当作武器浇在日军摄影师脸上；老金最后拿着相机忘我拍照并大喊“老子就是拍照片的！”这些原本普通的物件、场景和言语，共同编织成了民族抗争的画卷。

最后，它是历史记忆池。在视觉上，电影中南京大屠杀的场景不仅细节真实，更是历史记忆的真实载体。侵略者的残忍杀戮与照片洗印细节的对比，普通南京市民战前生活照与战时悲惨命运的交叉剪辑，侵略者镜头下南京城空镜风景与人间地狱场景的反差，都让照相馆与南京乃至中国形成了互文关系，苦难从家国落到小民，抗争从小民上升到家国。

记忆不仅是视觉的，也是听觉的。电影中照相馆的封闭空间没有削弱历史厚重感，反而通过声场设计强化了压迫感。很多场景中，电影构建了多层声学结构：表层是枪声、皮靴声和相机快门声；中层是角色压抑的呼吸和心跳；深层则是南京民众的哀嚎和城市建筑燃烧倒塌的残响。多种声音在银幕上交汇轰鸣，对侵略者的“亲善秀”进行了尖锐的听觉解构。同时，电影中与日语并存的中国话，包括国语、南京话、常州话、上海话、山东话等，承载着历史的乡愁。

人性光谱的显影术：从历史伤痕到和平宣言

影片突破了传统战争片的二元叙事，在生死之间构建了复杂的价值伦理体系。刘昊然饰演的邮差阿昌展现了最具普遍意义的蜕变过程。初入照相馆时，他佝偻的脊背和游移的眼神，刻画了一个乱世中的“精致利己者”。他的转变从暗房内外的逐步觉醒开始，这种递进式设计摒弃了英雄主义的神话，让观众真实地看到良知如何战胜生存本能。

王传君饰演的翻译官王广海是电影中最复杂的伦理标本。他对日军谄笑时抽搐的嘴角、独处时灌酒的癫狂、塞给阿昌通行证时颤抖的喉结，拼凑出“合作者困境”中灵魂的撕裂。他为了私利放弃大义，但在宋存义杀死日军洗印师时冷眼旁观，在日本人欺凌毓秀时出手反抗。当他对阿昌说“我们不是朋友”，与毓秀就个人及国家前途争吵时，既用悲观利己的态度撇清与同胞的关系，又在表面的得意中确认了自己附敌行为的绝望。这种对灰色地带的探索，让影片超越了简单的善恶评判，具有了思想深度。

电影对敌人的刻画也十分深刻。看似文质彬彬的日军摄影师，随着情节发展，露出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浸泡下“披着羊皮的狼”的真面目。日军军团长写下“仁义礼智信”书法作品时定下的残忍计策，是对中华文明的恶毒亵渎，也揭穿了侵略者“亲善”与“共荣”的谎言，和照片一样，这是侵略罪行的自供状。

阿昌最后对日军摄影师说的“我们不是朋友”，简单却极具震撼力。

电影既避免了对苦难的简单呈现和情绪的单一宣泄，也警惕为了空洞口号构建脱离现实的情节和人物。更难能可贵的是，《南京照相馆》没有为了所谓的“新意”和“深刻”而美化侵略者，不会将敌人群体中的个体与受难抗争的中国人民群体相提并论。

影片中日军收集长城砖、南京城墙砖修建纪念塔的细节，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更深层的文化灭绝阴谋。那座被日本粉饰为“和平之塔”的建筑，与照相馆内守护的罪证底片形成了残酷对比——前者试图将征服永恒化，后者则证明暴行终将在真理之光下暴露。这使得影片超越了常规反战宣言，成为了文明存续的警示录。

《南京照相馆》的震撼之处在于构建了记忆传承的影像谱系。片尾真实照片中的断壁残垣与今日南京梧桐荫下的街景重叠，让观众明白创作者的意图：“我们要展现的不仅是屠杀，更是普通人如何以微光撕裂黑暗。”那些缝在衣襟里的底片，那些在暗房红光中颤抖却依然抗争的手，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坚韧的记忆基因。显影终将发生，只要光还在，在军国主义者否认历史的今天，《南京照相馆》以对真相的虔诚显影，祭奠了30万亡魂，纪念了抗战胜利80周年。

胶片会褪色，时间会流逝，我们该如何延续记忆？《南京照相馆》给出的答案是：让每个人成为显影历史的活性酶。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程波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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