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八年：从“大世界”走向“小自我”

作者 | 谢明宏

编辑 | 李春晖

自从桃厂和鹅厂在脱口秀领域展开竞争后，这可让硬糖君犯了难。

其一，节目根本看不过来。这边一期节目分成上中下三集，那边也不逊色，甚至一期还有（一）（二）（三）（四）之分。就算只看纯享版，每个平台也得花上看一部电影的时间。

其二，节目和选手完全分不清。开选题会时，我们不仅记不住选手名字，甚至连节目是哪个平台的都搞混。记不住名字还能怪自己记性差，分不清平台可就太不应该了。

就像邱瑞说的，以前演员担心上不了节目，录制前还要经过海选。现在情况不同了，“这边不行我就去那边儿”。从演员数量和演出市场来看，脱口秀行业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脱口秀的议题在变窄、更关注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思考，逐渐被对自身情绪的反复琢磨所取代。

在脱口秀里，讲穷的话题很多。高寒说自己从“养鸡王子”变成了莆田假鞋代言人；小四爷直接称自己是“穷二代”；大国手还创造了“小确穷”这个词。讲职场的也不少，火锅讲述自己当边境警察时为居民逮猪抓鸭的经历；侯智元说自己当外包员工时还得和领导借钱买电脑。讲学历的同样有，小奇调侃中专生为了“像中专生”边摇花手边说话；Kid说自己这样的普通本科经常感觉被社会夹在中间；鸡翅则说“沉默是今晚的二本”。

这些段子确实好笑，但回想起初代贫穷代言人何广智，他在“有法律”的地方观察生活，在地铁上琢磨“继承法”，在理发店感慨“被生活薅住了头发”，还是会感叹世界和我们都变了。

现在感觉就像两档节目的工作人员在发准考证：“你是考穷科的，去1号演播厅。职场科的跟在穷科后面，学历科的稍后听安排。性别科的原地待命，要进行二轮审查。”

议题小了

以2017年8月11日《脱口秀大会》在腾讯视频首播为起点，脱口秀综艺已经发展了八年。在2017 - 2020年行业初期，脱口秀创作主要是对外界的观察。

卡姆的“沙河沙河走了走了”经典段子，通过模仿黑车司机拉客，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现象，他撩起衣服露肚子的表演惟妙惟肖。杨蒙恩用“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讽刺脱口秀快速发展后的虚衔现象，这是新兴行业常见的泡沫期。何广智早期对地铁拥挤场景的描写，如“被挤得双脚悬空还能淡定刷手机”，成了生存韧性的象征。

尽管这些创作有个人视角，但核心是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所以具有广泛的传播性。近两年，脱口秀的叙事重点明显转向了个人。在暑期档的《喜剧之王单口季2》和《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2》中，多数表演内容都是关于个人经历和情绪的表达。

在《喜剧之王单口季2》中，大老王分享了自己关于下班打车的思考。原公司7点下班，但9点打车能报销。8点59分打车，司机秒接单，得自己花钱；9点打车，要排队但免费。徐指导说自己的爷爷容易上当，主要是在缅北的慈善方面，并详细说了爷爷被忽悠的各种事情。

在《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2》中，呼兰用一期节目讲自己36岁本命年的禁忌和民间习俗。锐锐谈到城里的女朋友向往农村生活，他无奈地说：“我努力30年从村里出来接你了！”

这些观察非常细致，精确到打车的时间、假茅台的包装、属相相冲的原因等。

但太过于细致，就像张爱玲说的，像是在观察自己的肚脐眼。这些话题能引起大众共鸣，毕竟现在大家都有内耗，需要情绪价值，人们在“向外求”受挫后开始“向内求”。不过，大家更关注自己的肚脐眼，别人的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虽然会有共鸣，但还是缺少那种透彻的感觉。

脱口秀早期的选题很丰富。思文把自己和老公的关系比作“上铺的兄弟”，巧妙地解读了亲密关系。张博洋吐槽键盘侠，问他们为什么不当算盘侠，把话题引向了网络舆论的极端化。杨笠更是开创了先河，犀利地指出了性别方面的问题。她的“我经常绝望地发现，那些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她们的男朋友，我竟然都看不上”和“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等言论都很出圈。

从过去关注外部世界，到今年集中出现“职场杂谈”“身材焦虑”“家庭暴力”“性别议题”“学历困境”等个人话题，这种转变既是社会压力的结果，也反映了娱乐行业的安全策略。

话题投机还是生存策略？

脱口秀从“大世界”转向“小自我”并非偶然。一方面，有人指责脱口秀演员想蹭各种“话题红利”；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选择更安全的小话题是无奈之举。

支持脱口秀议题变迁的网友认为，“不是话题太集中，而是以前根本没地方说”，这是一种集中释放，填补了主流媒体长期忽视的表达空白。在《喜剧之王单口季2》中，王越用“几个人抬腿撞树”比喻痛经；黄一瑾谈论职场性骚扰；李酌妍反抗相貌霸凌，这些都是演员们不谋而合的表达。

硬糖君也不认为早期脱口秀就是“最好的时代”。八年前，男脱口秀演员拿身材、胸部、性感等话题调侃柳岩，让她很不自在。李诞说“柳岩是内娱唯一一个看剪影就知道是谁的女人”，王建国说“别人瞅柳岩的时候，她永远都知道被瞅的是啥”，当时却没人反驳。如果包贝尔的婚礼是对柳岩的现实霸凌，那么八年前的《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就是对她的精神猥亵。如果在今天，这样的恶意调侃不会发生，女演员也会勇敢发声。如今脱口秀女性话题增多，杨笠功不可没。“以后我们就讲这个了”，可以说是杨笠给脱口秀行业留下的“五年发展计划”。

步惊云说自己要做女色鬼，这是对“柳岩困境”的正面回应。女人就算色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做出恶劣的行为。在竞争激烈的脱口秀赛道里，步惊云在犀利程度和文本质量上结合得不错。

因为脱口秀不能涉及政治议题，性别议题就成了女性演员相对安全的“敏感议题”区域。勇敢发声会加分，如果文本质量高就更厉害了。

男性演员则喜欢讲贫穷、投资、中专往事，以及摆脱不了的做题家情绪。有意思的是，这些话题里的男性都觉得自己很脆弱，被世界孤立。但和同台女演员讲的少女期经历相比，他们还是幸福很多。

硬糖君不排斥热门话题，但不喜欢热门话题配劣质文本。比如“学哲学”赛道的“大国手”，她的故事很抽象，感觉不真实、不真诚。

既然脱口秀发展到了同题作文的阶段，那就得像“低学历”赛道的小奇那样，用“中专生鱼妹（愚昧），是哪个平台的主播”这样的段子出奇制胜，用“中专生心态”让人回味无穷。

私密创伤的公共化

高寒说“我想让脱口秀回到大家都好好讲笑话的时候”，言下之意是现在大家比的不是笑话。这种想法和浙江宣传的《谨防脱口秀滑向性别对立的泥潭》类似，硬糖君不认同。如果他回到过去，碰上何广智、呼兰这样的选手，肯定会被打败。

同样是女性议题，硬糖君为房主任的表演欢呼，但对小帕的故事却有些难以接受。当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平静地说“人生不过就是地狱”，让人很错愕。当伤痛过去后，再用自嘲的方式去面对，还有效果吗？

今年很多女脱口秀演员的文本都以痛苦的成长经历为背景。硬糖君既为她们能睿智地讲述这些故事感到高兴，又心疼她们的成长经历。小帕说到“弟弟没有自己的老婆要打吗”时，硬糖君先是想笑，然后又觉得很煎熬。根本没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连演员自己都还被困在痛苦中，观众该不该笑，真的不知道。

在某种程度上，脱口秀成了创伤叙事的公共疗愈场。房主任讲述离婚经历时，现场演员都哭了，弹幕也说“这就是我妈的故事”。当个体的痛苦变成集体的笑与泪，原本私密的创伤得到了公共化处理。

雷蒙德提出的“感觉结构”能解释这种变化。当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再有效，个体开始通过微观叙事寻找意义。近两年的节目中，有中专生自嘲、哲学专业解嘲、高学历展示长衫、做题家自省等。这是一种“自反性身份认同”，即通过公开暴露耻辱，把它变成群体的勋章。

总之，从世界到小我，脱口秀如实反映了世界的变化，就像现在很多电影也是“小片”。但小我视角更要保证文本质量，不然就像在“蹭话题”。

同样是冷幽默，大国手的文本不如鸟鸟完整，“水滴chill”这样的烂梗，让人想退票。讲哲学话题的选手总说“穷则思辨”，让人厌烦。中专梗泛滥像贴标签，小奇的“我们不是坏孩子”才是好的表演。

“穷门永存”要警惕一致性陷阱。穷人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用刻板印象当包袱，会加强刻板印象，导致表演同质化。哈哈曹每年都嘲笑rapper没文化，就是在吃“嘲哈”红利。

如何在笑声中重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只观察细节固然有趣，但如果能跳出来看看整体，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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