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北上》收官 导演姚晓峰说:以运河为灵魂,写下“90后”的乡愁
运河电视剧《北上》近日在央视正式结束。该剧播出期间,在全国卫视频道所有节目中排名第一,累计收视率达到3.9亿。该剧导演姚晓峰表示,这部作品不仅承载了他对运河沿线城市的乡愁,也是为当代“90后”人写成长史的一次尝试。


沿运河采风 寻找改编思路
早在看徐则臣的小说《北上》之前,姚晓峰就一直想为家乡江苏拍一部作品,但具体拍什么,怎么拍,都是未知数。2018年《北上》出版时,姚晓峰偶然接触到了这部作品,被徐则臣书中“百年运河史,船员命运相连”的理念所感动。因为他的共同生活经历,他很快决定改编《北上》的合作。
2019年,《北上》获得茅盾文学奖,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姚晓峰找到了著名编剧赵冬苓,并邀请徐则臣和船员沿着运河采风,寻找改编思路。“我们基本上走过了江苏段运河,从苏州、无锡、扬州到淮安、宿迁。”
幸运的是,除了姚晓峰和徐则臣在河边生活的经历,赵冬苓虽然出生在山东,但运河也穿过了她生活的小镇。这种共同的生活经历让创作团队熟悉了“水”和“河”的故事。经过这次采风,创作者终于决定了今天的故事结构。以2000年为起点,以运河边的花街为中心,借助花街上的运河,体现了20年来运河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变化。同时,保留原有的核心元素,将原有的中意大利兄弟行船游览东方世界的背景设定为花街小院的历史前身,运河别人与百年运河历史相连,借助考古船保留原有的精神气质。
撰写“90后”一代的成长史
《北上》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以“90后”为主角:2000年左右,花街小院的孩子都是少年,运河上的航运生意还算红火,小院别人出资的货船生意足以支撑小院大部分人的生计。剧中的夏凤华是“超级女性”的粉丝。谢望和被2007年互联网创业的浪潮所驱使,高考前差点辍学。
随着时代的变迁,高速公路网络的快速建设直接冲击着河道航运,花街业务下滑,小院各家开始面临生计困难。剧中的故事从2000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到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一直讲到2017年,十几年来,作为主角的“90后”逐渐长大。在姚晓峰看来,在过去的影视剧中,以“90后”为主题的叙事总是缺席。“在过去的十年里,恰好有足够的一代人成长。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故事,写下‘9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历史。”
撰写运河大主题下的“90后”,既要时刻扣题,又要真正体会到一代人的成长道路。姚晓峰认为,再宏观的叙事和主题,仍然需要以个人故事来呈现,“乡愁”是他寻找的切入方式。“乡愁是每个离开家乡去大城市的年轻人的共同主题。北京对所有小城镇的年轻人都很有吸引力,“北进”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个人选择。在剧中,花街小院的孩子们通过阅读或工作来到北京,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分道扬镳,而他们对家乡的爱则维系着每个人。比如毕业后工作的谢望和主动选择住在通州,因为通州有大运河,剧中的谢望和说:“那里有家乡的味道。”
姚晓峰直言,年轻人的成长必须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高考结束后,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和家庭而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北京扎根的小院子里的年轻人,有向互联网厂商致敬的商业精英,也有像夏凤华这样勤劳智慧经营物流站的劳动专家,也有像邵星池这样暂时迷茫的失败者。剧后半部分,运河申请世界遗产后,原有的航运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院里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再次与家乡的老人一起撰写了运河振兴的新篇章,而谢望和依然留在北京。“故事里也会讲到,其他人都是‘鱼’,而谢望和是海里的人。”
建造花街小院 拍摄运河戏的真实场景
《北上》的故事围绕运河花街院子里的六个家庭进行。从开始到结束,这六个家庭从未完全离开过花街。随着叙事的推动,这六个家庭与周围挖掘的古船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这一设计是我们希望体现运河百年历史的精髓,所以花街小院这一场景就是戏剧主场景,承载着所有的中心故事。”在姚晓峰看来,能否拍好花街是《北上》最关键的一幕。“这是主角成长时间寄予的区域,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离开后思念的区域。当他们漂泊多年后回到老地方时,他们意识到血液中流淌的是花街的情绪。“按照常规时代剧的拍摄方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工作室里搭建整条街的风景。“无论是日夜拍摄,都可以使用。同时,如果没有居民,就不需要协调周围的人和交通,但是如果在棚内搭建,就会失去小院和运河的关系。”
船员们对江苏段运河沿线进行了逐一调查,最终在运河旁的一片空地上建起了花街小院。《北上》中几张令人难忘的长镜头来源于此。年轻的院子里的孩子们从运河经过的桥上跳下来,把货船上的西瓜扔进水里,然后跳进河里,游回岸边。小孩一路抱着大西瓜沿着青石板路跑到花街小院,除视觉中心的马奶奶家外,其它家庭分立在小院两侧。马思艺刚从其他地方来到花街,也在大华子的带领下参观。更长的主视角长镜头清晰明了地解释了小院的人物关系,堪称整部剧的定场场景。他说:“人物状态随着镜头的流动而呈现,即使是空镜头也有表现意义。”在姚晓峰看来,镜头参与叙述是一种必要的创作手法,这种“笨功夫”仍然是必须的。(北京晚报记者 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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