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裴从义与元代吏职的残酷竞争

只要仔细描摹，每个人都是一段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系列旨在挖掘史料，还原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跌宕人生。

在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一直是大学生就业的热门选择，部分岗位录取难度极大，能成功上岸的人堪称千里挑一。而对“入仕”的追求并非现代独有，从孔子时代起，“学而优则仕”就是读书人的政治理想。古代进入官僚体系不仅意味着稳定的生活保障，更能享受诸多政治特权，因此普通士子寒窗苦读，渴望借此实现阶层跨越。

然而科举之路异常艰难，需通过州县、礼部、殿试等层层选拔。对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培养一位能一路科考的学子需付出巨大代价。于是，对更多稍有文化的人来说，担任吏职或许是更实际的选择。但古代许多王朝中，官与吏泾渭分明，一旦入吏途，便与官途绝缘，无法再参加科举。

元朝的官吏选拔制度却较为特殊：官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吏员可通过资历年限获得出身，进而转入官途，且占比颇高。这提升了吏人的社会地位，也让更多科举无望的士子转向胥吏岗位，吏职竞争由此变得异常激烈。

元朝壁画中的官员形象

母丧丁忧未终制

倒霉的裴从义若早知道自己的岗位被无数人觊觎，绝不会因一时疏忽而授人以柄，失去这份不错的吏役工作。

与《元典章》诸恶篇中那些劣迹斑斑的胥吏不同，裴从义是个勤恳老实的吏人，既无显赫功绩，也未做过出格坏事。他在湖北道宣慰司担任令史，宣慰司是从二品衙门，地位颇高。按元世祖忽必烈定下的法规，裴从义只要在令史任上完成考核，就能获得“出职”资格，直接担任正八品官。

看惯帝王将相史的读者或许对正八品不屑一顾，但这却是许多人穷尽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目标。正当裴从义按部就班工作时，意外发生了：延祐元年（1314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的继母杨氏去世，直到半年后的延祐二年（1315年）四月初九日，他才收到讣告。问题在于，继母是否需要他以儿子身份奔丧丁忧？

答案是肯定的。裴从义生活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这位皇帝自幼研读儒释经典，与李孟等儒士交往，“通达儒术”，多次强调“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与多数元朝皇帝相比，元仁宗的施政理念更倾向于融合儒家礼法。他统治期间恢复了科举考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考试使用四书五经，答案以程子、朱熹注解为标准，正式将理学定为国家选才准则。此外，他还组织翻译《尚书》《大学衍义》等儒家经典为蒙文，颁赐蒙古贵族，希望他们学习汉人治国经验。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儒家礼制加速渗透到元朝法律规范中。根据儒家礼制，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室即为子女合法的继母，继母在世时子女需侍奉如亲生母亲，去世后也需以生母之礼行丧。就在裴从义丧母前两年，陕西行省曾发生类似公案：皇庆元年（1312年），三原县县尹张敏在任期间，继母党氏身亡。张敏担心影响前程，以“耽误官事”为由询问是否需回家丁忧，上级未回复，他便未丁忧，直至案发。监察御史、刑部和礼部官员均认为，党氏是张敏父亲以礼迎娶，张敏应对其尽孝“义同亲母”，最终给了他“有伤风化”的评价，革去现任，降等叙用。

张敏的案子作为通例，经中书省下发至各行省，再转至下属宣慰司、路总管府等，裴从义在丧母前应已了解这份通例。回家丁忧意味着解除现职，对尚未“出职”的裴从义而言，无疑是职业生涯的重大挑战，但碍于法律规定，他只能卸任归家。两年多后的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十四日，裴从义重新上岗，幸运地再次在原宣慰司谋得令史差事。

但好景不长，交接工作后不久，他收到了孙弘恭向山南江北道廉访司的举报。举报称裴从义未按礼制为继母守丧二十七个月，仅丁忧二十六个月二十二日，还差八日。廉访司是元朝地方监察机构，直属中央御史台或行御史台，有权纠察百官违法。因裴从义所在的湖北道宣慰司属山南江北道廉访司辖区，孙弘恭便向其举报。廉访司认为，虽仅差八日，但裴从义未严格完成丁忧，构成“冒哀公参”，应予褫夺现职。

裴从义以为八日之差能侥幸过关，却不知自己的肥差早已被人觊觎，最终因疏忽遭受无妄之灾。

冒哀公参的代价

“冒哀公参”即冒着亲丧的哀情参与公务，是古代违反礼制的行为。中国古代以五服确定亲属亲疏，斩衰是最亲近亲属的丧服，用粗生麻布制作，服丧时间最长，虽常说“守丧三年”，实际为不含闰月的二十七个月。服丧期间，孝子需披麻戴孝，禁止作乐、饮酒食肉、释服从吉。第二十五个月进行大祥祭，之后进入“禫服”阶段，除去丧服，但仍需遵守大部分丧期要求，满二十七个月禫祭完成后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即使在“禫服”阶段，孝子也不允许提前工作。《唐律疏议》规定，“父母丧禫制未除”不许冒哀求仕，违者“免所居之一官”。未满二十五个月的“正丧”期内冒哀求仕，科罪更重，处三年徒刑，且定性为“十恶”中的“不孝”，终身无缘仕途。大祥祭后冒哀求仕，量刑稍宽，处徒刑一年，体现了“出礼入刑”的原则。

元朝立法继承《唐律》遗绪，将“求仕”改称“公参”，因元朝官吏同途，二者行为趋近，“冒哀”科罪既影响官员求仕，也影响吏人公参。早期虽无丧制明文规定，但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时，诏书明确“官吏丁忧，已著令典。今后并许终制，实二十七月，以厚风俗”，同时规定“夺情起复，并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裴从义显然不符合例外情形，其行为触犯法律。

但裴从义并非无抗辩空间，《唐律》对元朝仅为借鉴。廉访司官质疑：至大四年圣旨只提父母丧需丁忧二十七个月，未说明从“亲殁日”还是“闻丧日”起算。刑部稽考典籍，确定以“闻丧日”起算。经计算，裴从义无论以哪个日期起算，丁忧时间均未满二十七个月，即使“通闰”计算也未达标。

元朝法律存在执行漏洞，司法实践多采取折衷模式，在“旧例”基础上参酌定罪。裴从义案暴露了法律缺陷，也让他看到减轻罪责的希望。

刑部检出的“旧例”是“臧荣不丁父忧”案：延祐元年前后，刘浩然向江西廉访司告状，吉州路知事臧荣父母病故后，未服阕终制便隐匿哀情赴任，被揭发。“匿不举哀”属严重违礼行为，刑部参考元贞二年黄州路录事司判官靳克忠闻丧不赴的先例——靳克忠闻父丧后推脱不奔丧，被判处笞四十七下、解职，一年后许降等叙用，臧荣也受同样处罚。

裴从义与臧荣、靳克忠不同，他未“匿不举哀”，只是临近丁忧结束提前“预选求仕”，且当时元朝丁忧期限立法不完善。最终，刑部参考臧荣例，对裴从义宽大处理，仅笞二十七下、解除现职，未要求“一年后方许降等叙用”，允许他“别行求仕”，即重新谋求吏职，但能否再获宣慰司令史这样的职位就不得而知了。

仕进难似上竿行

裴从义最终成为历史过客，未再出现在史料中，百字判例仅勾勒其人生中不光彩的一刻。细究之下，他提前“冒哀公参”应是有意为之，释服从吉是丧礼大事，不会轻易算错日期。其背后，是元朝吏职的激烈竞争。

元朝官吏不殊途，吏人可通过“出职”获官品。元代名流姚燧曾说：“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元代仕进主要有三条路：一是怯薛宿卫，为“大根脚”贵族所设，普通人无望；二是成为读书人，可任学官或参加科举，但占比小；三是由吏晋升，这是主要途径，上至省台院，下至郡县，多数官员来自吏职。姚燧的话虽有夸张，却道出出任吏职是普通文化人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

缺乏背景的吏人需任职多年才能“出职”，《元史》列传中的杜世昌、姚天福等，任吏职均在十五年以上，才熬得出职任官。色目人纳麟、高克恭等也需任吏十年以上。更多无名吏人，十几二十年的吏涯耗尽政治生命，幸运者退休前获官品，不幸者提前出局。因此，吏人的政治生涯充满竞争与倾轧，裴从义的遭遇便是缩影。

为了入仕机会，吏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竞争对手盯梢。《元典章》中记载了大量官吏被举报的案例：大德二年（1298年）张德清告千户王继祖兄丧后收继寡嫂“乱常败俗”；至大二年（1309年）叶应山状告应城县典史张大荣不丁父忧，反而饮酒嫖宿娼户等。

吏人自身的不检点或侥幸心理给了举报者机会，但这也是吏职恶性竞争的结果。从告发者姓名看，他们有一定学识，揣摩其目的，不难推测其中夹杂扳倒现役吏人的私心——一些违法行为如丁忧未满，并无亏官损民，属于私德范畴。

最典型的是“都省通例”的戴必显案，这是《元典章》保留最完整的断例，达三千余字。延祐七年（1320年），戴必显多次被举报又多次起用：最早任江东人匠提举司司吏，后转建康路总管府刑房贴书，大德八年（1304年）因受贿革职；半年后起用为句容县吏；至大四年（1311年）句容县拟以他填补司吏阙位时，被汪荣举报虚捏履历、受贿，二度革职；后又利用溧水州司吏苟春卿革职机会补阙，任溧水州州吏，很快被吴显忠举报，再次革职。

戴必显数起数落的遭遇，反映了元朝吏道的险恶，印证了王敬松《元代吏制研究》中的评价：“各种吏职变成元代企图入仕者竞相追逐的目标。”有时为达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回看裴从义的遭际，便明白他为何因细小疏忽被举报，失去来之不易的吏职。

宋代诗人刘过在《赠陈时可》中说：“负米过于扛鼎重，选官难似上竿行。”其实，难似上竿行的何止选官。裴从义如同千万普通人，最终融入历史尘埃，只有那件相关公案，还在诉说彼时吏道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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