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选物理到弃选历史：高考选科功利化背后的反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陈志文观察，作者：陈志文

近日，南方周末报道了各地中学出现的弃选历史现象。在23个实行“3+1+2”高考模式的省份中，近半数省份历史类考生比例持续走低，物理类与历史类考生占比普遍接近7:3，部分省份甚至达到8:2，一些历史老师因课时不足面临赋闲。

这一现象并非首次出现，十余年前物理学科就曾遭遇类似困境。2014年高考综合改革启动，“3+3”选科模式推出，除语数外三门必考科目外，考生可从史地政物化生6门（浙江含信息技术）中任选三门作为选考科目，作为高考录取的分数依据。

该制度推行后很快遭遇功利算计。2017年新高考在浙江落地，选考物理的学生占比骤降至30%多，上海也出现下降。而老高考时期浙江理科考生占比为63%，选考物理的人数几乎腰斩，且此后继续大幅下滑。

背后原因很简单：物理难学难考，投入产出比低，不分文理仅看总分的录取政策让选考物理的考生吃亏。同时，部分高校为避免分数线过低影响声誉，放松了选考科目要求，一些理工科专业甚至不要求选考物理，多重因素导致物理科目被普遍弃考。

比功利选科更严峻的是功利学习。按规定，即便不选物理，学生仍需学习物理并通过合格考才能参加选考，但实际中只要不选，学生和学校都应付了事，几乎放弃相关科目的学习。

物理对理工科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且知识体系性强，高中阶段若缺乏学习，大学培养将面临困难。功利选科与学习对高校理工科人才培养造成明显影响：西安交大2017年对理工科新生摸底测试发现，上海、浙江生源质量下降，上海考生排名从原第一、第二跌至第11位；福建某大学监测显示，2015/2016级浙江考生普通化学平均分81分、不及格率为零，2017年新高考首届学生入校后，不及格率飙升至40%，平均分降至61分，核心原因是未选考化学的学生拉低了成绩。

2018年第三批高考改革启动，对选考制度进行系统性调整，将“3+3”改为“3+1+2”，要求物理与历史二选一，再从剩余四门中选两门。但功利选科仍在延续，这次轮到化学——选物理的考生常弃选化学，很快出现化学弃考现象。为遏制这一问题，2021年教育部出台“指引目录三”，要求理工科专业必须选考物理和化学（即“物化捆绑”），彻底扭转了功利选科对理工科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负面影响。

近年国家从战略层面重视理工科人才培养，2023年学科专业设置改革明确增设理工科专业，“十五五”规划要求以理工农医专业为主扩大招生规模，理工科招生占比不断提高，选考物理化学成为考生主流选择，部分中学选考物理比例甚至达80%。

不分文理是理想目标，但充分的选考自由遭遇功利算计，不得不逐步限制选择，从“3+3”到“3+1+2”，再到理工科专业限定的“3+2+1”，虽未完全实现初衷，但仍是一次进步。当前选考制度虽不完美，却是现实可行的选择。

对于舆论担忧的历史等学科学习与素养提升问题，无需过度焦虑。老高考时期部分省市文理占比本就是3:7，超级中学甚至2:8，目前情况只是一定程度的回调。更重要的是，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学习方式和年龄要求不同：人文科目可通过自学完成，且“越老越易学明白”；自然科学则需在特定年龄学习，错过便难以挽回。

选科制度可进一步完善，比如全科开考，同时赋予高校更多选择权——双一流头部高校可对不同专业提出“3+4”要求（如物化生加历史），普通地方高校设“3+2”，专科学校设“3+0”，但这可能引发增加学生负担的争议，且部分高校缺乏提出多科目要求的勇气。

无论如何完善，都需汲取理想化制度设计的教训。从物理到化学再到历史，功利文化长期存在，制度设计应立足国情文化，拿出理论上不完美但现实可行的方案，这需要勇气与担当，避免陷入专家理论正确的口诛笔伐。

这一轮回提醒我们，高考等教育治理需立足中国国情文化和自有知识体系，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做法。意识形态决定政治制度与基础理念，美国因特殊国情由私人组织承担大量社会职能（如ETS、SAT），但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简单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