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来华就医热潮兴起，相关服务产业率先受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凤凰网 ，作者：王雯清

以往国人常远赴海外求医，如今外国人也开始搭乘航班来中国看病了？

3月26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公布了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共有25家医院入选。至此，广东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又一个在省级层面推进国际医疗服务试点的地区。

这一趋势十分明显：随着签证政策逐步放宽，2025年外籍患者赴广东就医的总量同比增长超20%。在广州读大学的魏薇，去年9月开始兼职做英语陪诊。她的客户来自外贸行业，会专程从塞内加尔飞到广州体检。她在小红书上把这份工作描述为“英语博主就业新方向”。

凤凰网此前报道，去年11月，英国博主Amie从伦敦飞往北京，跨越9500公里只为做胃镜检查，这一事件带火了“中国医疗旅游”。同时，在TikTok上，“来华就医”“中国医疗费用”也成为热门关键词。

人们开始关注医疗旅游的潜力。上海私立医院的院长将海外市场视为新的增长点；从事跨境医疗服务十多年的中介机构，也在打破“送中国富人海外就医”的单向流动模式，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争取更多外国患者来中国看病。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外国人来中国看病，会不会挤占中国人的号源？

对此，广东省卫健委首次明确了边界：专家需在足额保障普通门诊出诊量、不减少普通门诊号源的前提下，才能开展国际医疗门诊服务，杜绝医疗资源过度向国际医疗倾斜。

“在世界范围内，医疗旅游已有上百年历史，每年有1500万人为了看病而奔波于各国之间”，上述跨境医疗中介机构的高管表示，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中国“才刚刚意识到这一点”。

魏薇是在小红书上找到这份陪诊工作的。

去年9月，她还是广州的一名大三学生，学的是新闻专业，同时在一家公司实习。某天她刷到一条招募帖——“带老外去医院看病”，便投了简历，通过中介认识了第一个客户：一对来自塞内加尔的夫妻，在广州做了近十年外贸。妻子从非洲飞来体检，就诊的医院正是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之一的广东省中医院。

体检报告出来后，问题不少，最突出的是血糖接近20mmol/L，是正常上限的三倍多。魏薇逐项为客户解释，又陪着去复诊、看门诊，最后医生建议住院。

办理住院手续那天，魏薇在六楼上上下下跑了三四趟，忙着交押金、填表，还在护士台回答护士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忌口、大便情况如何、哪里疼痛等。“我一个中国人都觉得晕头转向，”她说，“更别说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了。”

客户住院六七天，全程自费，花费了将近一万元。

完成这单业务后，魏薇对这份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外语能力只占四成，剩下的是服务和耐心。她接的这单是低价单，每天400元，是市场价的一半，但她还是愿意继续做：“陪诊时可以‘摸鱼’，排队的时候没什么事，真的很轻松。”

像魏薇这样的陪诊师，是入境医疗服务产业的一个环节。入职私立医院的陪诊师丹丹告诉凤凰网，今年1月，她在BOSS直聘和猎聘上看到不少陪诊师岗位，年薪在7万到13万之间，对于学医但不想从医的她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过去多年，中国的医疗中介主要为中国人赴海外就医提供单向服务。蔡强是盛诺一家的董事长，也是国内最早从事跨国医疗服务的创业者之一，在帮助国内企业家到美国就医方面有十五年经验。去年下半年，他看到印尼等周边国家患者来华就医的需求，成立了专门的业务部门，希望吸引他们来中国看病。

印度尼西亚每年有超过百万人出国就医，主要目的地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完全有潜力吸引印尼的中高端客户，医疗水平比印尼高，价格也有竞争力。”蔡强说。

Troy去年也创业了，搭建了医疗旅游服务平台。他曾在药企工作。2025年，他观察到，在医保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增加收入，至少有20家公立医院成立了国际部。政策方面，上海批准了22家公立医疗机构为“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单位”。他相信，凭借价格和技术优势，中国能在众多传统医疗旅游目的地中占据一席之地。

尽管英国博主Amie在TikTok上带火了中国医疗旅游，但蔡强和Troy都认为，中国最大的目标市场不是欧美患者，而是周边国家的患者。

“你永远不会看到比尔·盖茨飞去印度看病。”蔡强说。

他把全球医疗流动分为两种路径：发达国家的低收入者会去医疗价格更低的地方就医；医疗欠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会去医疗品质更好的地方就医。他认为，中国的机会在于后者。

Troy提到了孟加拉国。去年8月，孟加拉国政权更替，亲印政府下台，原本去印度就医的孟加拉患者转而流向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每个月大概有几十个孟加拉国患者到昆明和广州看病。”

重疾治疗的“客单价很高”，“肿瘤治疗费用基本在20万以上，血液病费用能达到百万”，Troy说，几千位患者来看病，就是很大的市场了。

另一位了解东南亚市场的医疗旅游创业者也告诉凤凰网，在中医康养方面，国内针对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客户的定制化医疗服务，客单价在8到20万之间。商业价值之高，是他决定今年2月进入跨境医疗领域的原因。

去年9月，那位塞内加尔客户住进广东省中医院的第二天，护士拿来一块穴位贴，将埋针扎进皮下。每次做治疗前，客户都会问魏薇：疼不疼？

这是魏薇第一次意识到，带外国人看病，难的不只是语言。

查房时，医生开出一味叫“僵蚕”的中药——一种以蚕为原料的药材，并问她：病人能不能接受？魏薇解释不清楚，就去小红书搜了张僵蚕的图片递给患者看。客户盯着屏幕，明显不太情愿。魏薇只好笑着补充说，不是生吃，是放到药里煮的，中国人经常这么用，不用怕。最终，客户点了头。

朴永镇是上海冬雷脑科医院的全科医生。他是韩国人，精通中日韩英四门语言，在中国医院工作九年，累计接诊超过4000名外籍患者。对于魏薇体会到的不同国家患者的认知和就医习惯差异，他深有感触。

他以中医为例。欧美患者对针灸接受度较高，但对汤药顾虑较多；而中东地区和部分亚洲患者则不同——“只要有效果，他们并不排斥针灸和中药”。说这番话时，朴永镇刚查完一位来自中东的住院患者。该患者记忆力减退，在当地求医无果，便专程飞来上海。吸引他的正是中西医结合的保守治疗。

不过，冬雷脑科医院院长宋冬雷花了更长时间才理解查房方式的文化差异。

宋冬雷过去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离开体制后于2019年创办了冬雷脑科医院。

以前，宋冬雷给中国患者查房时，常常和许多医生护士一起去，阵仗很大，“雄赳赳气昂昂”，患者看到这么多人关心自己，往往觉得备受重视，会很开心。但同样的阵仗会让一些外籍患者感到不适：超过三个人进病房，他们就有意见。“对个人隐私和环境的理解，和中国病人完全不一样。”宋冬雷说。

更微妙的是，外籍患者通常要求医生在进入病房前就掌握所有病情。“不要再在病房里反复问病情，外籍患者会觉得你什么都不了解，怎么给我看病？”宋冬雷说。

宋冬雷观察到，疫情之前，冬雷医院一天最多有十位外籍患者住院，大多是在上海本地生活的外籍人士。这一数字在疫情结束后回升，去年开始出现专程来看病的外国人，有来自中东、东南亚的，还有来自蒙古的。

为了承接国际患者，冬雷医院的调整不仅在医护礼仪层面，诊疗流程也发生了改变。

在中国，患者通常直接挂专科号。但在国际部，宋冬雷采用了西方的方法：全科医生先接诊，再根据情况转专科。朴永镇是这套流程的第一道入口。除了朴永镇，国际部的护士、客服和个案管理师也都会讲英语。

2020年组建国际部时，宋冬雷为国际部设立了单独的门诊区和病区。他还设计了两间祷告室，平时是空房间，来基督教患者就挂十字架，来伊斯兰教患者就在地上铺地毯，饮食也备有清真选项。

“基本上外国人来看病，可以实现酒店式入住，毛巾、拖鞋、饮水机都有，和五星级酒店配置差不多。”宋冬雷说，“得让他们感觉像在本国看病一样方便。”手术结束后，如果患者需要回国康复，本院医生会全程陪同转运，送至当地专科医院。

目前，冬雷脑科医院的医保病人占比90%，外籍或商保病人只占10%左右。不过，宋冬雷表示，他很看好后者。他认为，随着国家“强基层”战略的推进，未来到上海看病的人会减少，“反过来讲我们就要开拓新的市场，不能只盯着中国的病人，尤其不能只盯着中国的医保病人”。

医疗资源会被挤占吗？这是外国人来华就医绕不开的问题。

“中国老百姓常说看病难、看病贵，我们的医疗资源能否腾出精力服务外国人？”蔡强说。

他认为，这需要国家层面来规划。如果确定推动跨境医疗旅游服务，首先要考虑医疗资源是否有富余，其次要确定哪些医院可以接收外国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Troy分析，从广东卫健委等公布的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来看，官方仍倾向于公立先行：25个试点中只有2家民营医院。“全部放开，担心会混乱。”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首批试点之一。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医院副院长表示，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目前中山一院国际医疗部日接诊量为一两百人次，而医院门诊日均总接诊量超过1.5万人次，占比较小。

上海的情况也类似。凤凰网联系了两位就职于上海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在他们看来，对于顶级医院的头部医生来说，可能存在资源紧张的问题，“大家都在抢他的号”；但对普通医生而言，目前还有余力接诊更多患者。

两人都强调，公立医院的特需部或国际部并非专为外国人设计，而是为有支付能力的人设计。考虑到医护人员的英语水平和自助机器的使用门槛，公立医院目前“国际化服务能力有限”。

不过，蔡强担心的是，一旦市场开放，会有大量外国人来中国看普通门诊，但“公立医院最重要的职能是服务本国公民”。

在这方面，蔡强觉得日本或许做了一个不错的示范。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这些有20多年医疗旅游经验的国家相比，日本起步很晚，2011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才增设医疗签证，允许外国人滞留90天进行治疗。

但通过制度设计，日本在短短七八年做到了“从零开始，却在高端市场上非常成功”。

蔡强介绍，国际患者要到日本就医，必须通过日本政府认证的身元保证机构（即中介机构）来安排。只有拿到医院的接诊证明、中介机构的担保书，患者才能申请医疗签证。到日本后，翻译、接机、住宿服务都由中介机构负责。

接收国际患者的日本医院绝大多数是私立医院。同时，民间机构MEJ会给日本医院和中介机构评级，为全球患者筛选“优等生”。

“日本政府只用管理签证和中介机构，避免了市场打开后大量人员涌入的情况。”蔡强说。

与公立医院目前不明朗的态度相比，私立医院对国际医疗明显更有热情。对宋冬雷来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吸引外籍患者。

宋冬雷今年60岁，90年代开始在华山医院工作。当时，在神经外科领域，中国和国际差距很大，他得去欧美学习。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差距几乎没有了”，在产品研发上甚至领先国外。

但与此同时，海外对中国医疗水平的认知非常有限。宋冬雷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对他这一代中国医生来说，语言还是障碍，国际学术会议交流需要争辩，中国医生往往不敢开口，“输在了表达能力上”。

至于如何做海外宣传，他也在“想办法”。“一家医院很难去世界各地做广告”，签证、跨国保险这些涉及政府层面的事，院长说了不算，卫健委说了也不够。

蔡强明知现在做这件事“赔钱”，仍在去年底成立了一个小团队去东南亚访问探路。他的逻辑是：市场迟早会来，先去铺路，积累经验，等国家层面想清楚了，至少还有人知道怎么做。

“如果规划得好，5年能不能做到100万人？”他边想边说，“如果国家出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魏薇、丹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