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入诗：货币文化与古典诗词的交融新探
2026年初，格致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浙江财经大学丁骋骋教授的新著《钱谱诗情：古典诗词中的货币文化》（以下简称《钱谱诗情》）。这部书是2025年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的科普类成果，但在笔者眼中，它绝非普通的科普读物，而是一部兼具深厚学术底蕴、填补研究空白，且实现货币史、钱币学与古代文学多学科交叉的著作，堪称科普性与学术性兼备的难得佳作。
《钱谱诗情：古典诗词中的货币文化》封面
这类融合通俗表达与学术内涵的好书，在国内外出版界并不鲜见。1997年，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便是一例。该书初版即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风靡全球并被译为多种语言。出版方最初将其定位为科普读物，实则是一部以跨学科视角探讨环境对人类文明演化的决定性作用、解释社会不平等根源的严肃学术著作。这启示我们：学术成果不必仅以晦涩形式呈现，也可通过生动方式面向大众。当然，这并非易事，需选对题材。丁骋骋教授的《钱谱诗情》引人关注，首先因其选题独特、视角新颖，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见书名便有翻阅兴趣，阅读中既能获知识，又能拓视野。
本书内容兼具趣味性与可读性。比如《杨贵妃与开元钱》一节，探讨“开元通宝”钱。此钱正面铸“开元通宝”四字，背面常现新月状标记，因似纤细指甲痕被称为“甲痕”。围绕这一标记，流传着不少传奇说法：唐代有人称是唐太宗文德长孙皇后的甲痕，说欧阳询向唐高祖进呈蜡制钱样时，皇后无意中掐了一下，铸钱者不敢更改，便留下月牙痕；后人又因“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年间，提出可能是窦皇后所留；宋代甚至有人误认“开元钱”铸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将甲痕归为杨贵妃。从钱币学角度看，月纹或与铸造炉别标识、工艺环节有关，甚至可能与中西交流的图像元素相关，与皇后、杨贵妃无关。但诗人乐于“将错就错”，典故能赋予诗歌浪漫神奇色彩。作者结合金代李俊民《周昉内人图》（其五）、南宋刘辰翁《虞美人·咏一捻红牡丹》、清代陈维崧《丁香结·咏竹菇》等历代诗词分析，全书类似例子比比皆是，表面谈诗词，实则处处指向钱币文化，在趣味与知识间达成良好平衡。
尽管趣味十足，本书涉及的诸多问题却有相当学术深度。例如：从《诗经》时代到晚清民国，不同时期的货币诗词创作有何特点？为何唐宋后货币诗词创作明显增长？世界各民族诗歌中都有财富意象，为何中国货币诗词有独特文化价值，成为中国特色货币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问题，以往诗词研究者和货币史学者都很少系统讨论。此外，本书对具体名物的考证颇为精审，并非简单沿袭旧说，而是通过细致文献考证得出结论。比如“青蚨”一词，一般认为出自东晋《搜神记》，作者经文献追溯，认为最早见于先秦《鬼谷子》，完整故事已见于西汉早期《淮南毕万术》，此类考证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
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是本书的重要特色。通读全书可知，《钱谱诗情》堪称学科交叉研究的典范。作者不仅涉及文学与钱币学，还广泛触及经济史（货币史）、社会史等领域。古典诗词赏析类书籍已汗牛充栋，钱币史著作与科普读物也为数不少，单独从任一领域切入，未必易引起广泛关注。而本书将诗词与钱币结合，既有文学雅趣，又有历史厚重，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从日常生活看，人人离不开金钱，古典诗词又是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因此本书“老少咸宜”，题材上天然具有广泛读者基础。学科交叉要求作者有复合型知识结构，丁骋骋教授在后记中回顾：他自幼喜好文史，1992年高考却选了金融专业，博士毕业后在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任教，从事金融学研究与教学，但始终未放弃文史兴趣，逐渐将专业与兴趣结合，转而研究金融史，期间将货币诗话文章陆续发表于《金融博览》杂志，截至2026年3月已累计40余篇。《钱谱诗情》正是在这些文章基础上，经结构重组与内容调整萃集升华而成，因长期积累与反复修订，全书内容深入浅出、论证精审，结构前后贯通、浑然一体。
中西贯通的视野也体现了本书的学术眼光。讨论钱币诗词时，本书不仅涉及中国钱币，还适当比较其他文明的相关现象。比如讨论“开元通宝”月纹时，作者注意到其可能与古希腊、古罗马及中亚地区钱币上的星月图像有文化联系；讨论货币神性观念时，提到从苏美尔文明到古希腊世界，金银常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印度早期金银货币使用也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讨论银钱时，亦关注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币。这种跨文化比较，使本书既立足中国材料，又与世界货币文化史对话，同时作者广泛参考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让全书学术视野更开阔。
语言风格方面，本书也颇具特色。行文平实流畅，给人娓娓道来之感。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道出语言对思想传播的重要性。许多学术著作研究精深，却因表达艰涩难以广泛传播。语言是传递思想的直接媒介，是学者的基本功。有学者称汉语是世界最具美感的语言之一，诗歌是汉语中最具审美魅力的部分。本书语言流畅优雅，一方面与其“古典诗词中的货币文化”主题相关，另一方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史修养，让长期沉浸严肃学术研究的读者能获得“手不释卷”的阅读愉悦。
除可读性、趣味性与语言风格外，本书最宝贵之处在于研究方向的开拓意义。钱币与诗词的联系历史悠久，《诗经》中已有相关内容，两汉乐府诗有“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的句子，反映货币在文学中的投影。但长期以来，诗歌中的货币多是象征性文化意象，指涉财富、交易或功名，较少涉及具体钱币实物。真正将古钱币作为审美对象与文化符号吟咏，与唐宋以来金石学发展密切相关。金石学兴起后，古代器物进入士大夫学术视野，古钱币成为文人关注的重要对象。宋代刘敞诗云“君不见九府圜法倾东邻，齐公大刀又日新；君不见黄牛白腹荡沧海，亡新错刀忽遽改”，将历史钱币制度与具体形制融入诗句，体现钱币史意识与文学表达的结合。清代金石学鼎盛，钱币学作为分支长足发展，特别是中期考据学兴起后，学界对古钱币年代、制度与形制认识渐清晰，文人对古钱币兴趣愈发浓厚，出现专门创作或收录古钱币诗词的著作，如叶德辉《古泉杂咏》、刘喜海《嘉荫簃论泉绝句》、方若《药雨古化杂咏》等。这些著作以诗歌题咏古钱为主，附简单考释或题识，在钱币学与诗词创作间形成独特结合形态，但整体有明显时代特征：以诗歌创作为中心，偏重文人雅集吟咏；关注古钱币实物，属金石学视域下的“古泉题咏”；收录诗作多为当时文人创作，体现时代风格。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学者沿用这一路径整理辑录古钱币诗词。从学术史看，清代以来钱币诗词专书的出现是钱币学与诗词学交汇的重要尝试，有一定价值，但本质仍是金石学与诗歌吟咏传统的延伸。
相比之下，《钱谱诗情》在学术志趣上有明显创新。作者未将钱币诗词视为金石学附属材料，而是置于更广阔的货币文化史视野考察。研究取材上起先秦《诗经》，下至明清诗词；关注对象不仅包括五铢钱、王莽钱等古代钱币，也涉及纸币、金银等不同形态货币，延伸至布帛、海贝等有货币功能的交换媒介，以及与货币相关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观念。研究方法上，并非简单辑录诗词，而是通过诗词文本观察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文化、社会风气与价值观念。整体而言，本书采取“以物观史”“以物观文”的方法：以货币这一具体物质媒介为线索，通过文学文本揭示背后的历史经验与文化意义。从学术发展看，这一路径是清代以来论泉诗歌传统的进一步拓展：从关注诗词创作本身转向评论与阐释；从单纯关注文学文本转向社会文化史层面的综合考察。
从学科发展角度观察，本书的开拓意义尤为值得注意。钱币学在中国和西方都有悠久历史，中国《史记》《汉书》已记载货币制度，现存较早的钱币学著作可追溯至南北朝梁人顾烜《钱谱》及所引《刘氏钱志》。经宋代以来金石学家探索发展，清代逐渐形成以钱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群体，钱币学基本研究框架确立。但随着主要材料整理完成及核心问题大体厘清，近年来中国古代钱币研究出现阶段性停滞：传统材料已被系统研究，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难以短期突破。此时若仍依赖传统研究路径，难开拓新学术空间。《钱谱诗情》的重要启示在于：学科发展不仅依赖新材料与新技术，也有赖于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更新，更需要不同学科的交流互动。若作者仅关注古钱币本身或简单汇编钱币诗词，难摆脱清代金石学以来的研究框架；而本书将钱币研究与经济史、文学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结合，在传统基础上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在笔者看来，丁骋骋教授凭借深厚的文史修养与金融史研究背景，以独到学术眼光、坚定学术魄力和扎实学术功夫，在钱币学与文学研究间建立起富有创造性的联系。他是钱币学与货币史研究者中少见的深谙诗词文学者，也是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货币文化有深入理解的学者。这种跨学科知识结构，使《钱谱诗情》既有较强阅读趣味，又展现出学术开拓意义，堪称兼具可读性与学术价值、富有启发意义的佳作。
最后，阅读本书前言与后记时，笔者了解到作者在写作准备阶段曾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涉及货币的诗词。若未来能进一步整理、汇编这些诗词及文句并系统解析，无疑是嘉惠学林的重要工作。此外，本书以专题形式从“货币意象”“社会金钱”“经济现实”“民俗功能”等视角展开论述，已取得巨大成功。若未来能从历史发展角度，系统梳理中国古代货币诗词的时代演变脉络与特征，必然又是一部轰动学界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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