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载研一书：来新夏与《书目答问》的学术情缘
1943年，来新夏就读辅仁大学时，余嘉锡先生开设目录学课程，指定《书目答问》与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以下简称《补正》）为参考书。
《答问》成书于1875年，是张之洞为解答学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问而开列的书单，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系统介绍古籍概况与目录版本，流传甚广。
《书目答问补正》
张之洞曾言：“此编为告诸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海内通人见者，幸补正之。”自《答问》问世，补正之作不断，其中范希曾1931年完成的《补正》最为卓著，是对《答问》的补充与订正。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来新夏立志学术，对目录学心向往之，又得余嘉锡这位目录学宗师授课，便倍加珍惜学习机会。起初他研习《答问》与《补正》，面对一串串孤立的书名作者，只觉枯燥茫然，不知如何研究。
柴德赓先生指导他将贵阳本《答问》与南京国学图书馆版《补正》比照阅读，“正其纰谬，补其不足”，这是他首次进行版本比勘实践。余嘉锡还为他布置三项作业：反复精读《补正》、扩展阅读相关著作、为《补正》编人名、书名、姓名略人物著作三套索引。经此反复编排，2000多部书的名与作者他基本能记诵，后续又读《书目答问笺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渐渐萌生为《答问》作汇补的想法——辑录众家评注笺疏，补充书目版本信息，辨伪存真、去粗取精。
来新夏先生
来新夏1945年便着手汇补工作，因教学科研时断时续，1963年才开始系统研究，将叶德辉、邵瑞彭等13家批校内容一字不遗地过录在自己珍藏的《补正》本上。这部《补正》被他批注得密密麻麻，字里行间、天头地脚全是墨笔小字，没空间就贴纸条，一眼望去满目疮痍。
来新夏对藏书向来开放，他人借阅多慷慨应允，还与不还全随对方，但这部《补正》却从不外借，即便“天王老子”也只能看不能拿。一是因它是余嘉锡指导下的学习成果，见证师生情谊；二是它与自己同历艰辛，患难之情难忘。
上世纪80年代，来新夏抓紧时间弥补此前蹉跎，在历史学、方志学等领域开拓，《答问》汇补进度变慢，只能不时翻读惦记。直到离休后2000年左右，他年近八旬，眼花目眊，连自己当年的批注都看不清了，才再想仔细整理，此时他得到了天津图书馆李国庆与藏书家韦力的襄助。
襄助者主要有两人，一是天津图书馆的李国庆，一是藏书家韦力。
历时五年，李国庆协助来新夏经眼《答问》不同刊本50余种，收录13家批校。崔文印在《〈书目答问汇补〉背后的故事》中说：“从《汇补》原稿满目疮痍，到最后变得疏朗俊秀、丰富多姿，全是国庆先生的功劳。”
韦力则将自己本可单独成书的底稿无偿提供。来新夏感叹，萧梁时刘杳见友人阮孝绪撰《七录》，便将自己积累的资料相赠，韦力正是“今之刘杳”。
《书目答问汇补》
2011年，120万字的皇皇巨著《书目答问汇补》由中华书局出版，分上下两册。这部耗费来新夏六十余载心血的著作，价值需放在当代目录学功用中审视。
历史学家邓广铭曾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过去目录学是历史研究的入门工具，如今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它的定位如何？
学者周振鹤指出当前人文学科研究的弊端：“不是创新太少，而是积累太少。”很多研究者以为发现了新史料、做出了新判断，实则前人早已做过，只是自己未曾留意。有人疑惑，如今搜索工具与大数据模型众多，搜集资料应很简单，为何还会有这种问题？
原因在于面对海量搜索结果，需辨伪存真、去粗取精。文献并非冰冷的文字，机械搜索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学者苗润博说，每部文献都牵涉编纂者的实际情境，文献环境、人书互动、书籍社会史背景等，都会影响对资料的理解；贯通的文献源流有断代史料不具备的意义，书籍形态演进、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的流变逻辑，是史料碎片背后的宽厚基盘。
跳出文献看文献，核心还是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正是目录学的功用。用AI研究历史，前提是研究者具备基本历史素养，才能与AI对话、辨别真伪、驾驭技术。如此看来，邓广铭的“四把钥匙”在当下仍不可荒废，来新夏先生对《书目答问》六十余载的目录学研究，也因此更具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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