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严州印记：建德的跨域历史叙事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 [ 新加坡 ] 杨 斌 著 ,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 年出版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的新作《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延续其全球史与跨区域史研究视角，将严州置于一条贯通南北、连接海外的流动路线中。这条路线北起严州，经新安江—钱塘江至杭州，再由运河达北京；南则从泉州、福州借季风出海，联通南亚与东南亚。人员、物资与信息在此路线上往来不息，构成了本书的叙事主线。

以水为媒

传统江南多指苏南高淳与浙北平原，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而位于杭州以南的严州府，因不属于江南核心区域而鲜受关注。严州地形以山岭为主，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土地有限，农耕艰难，居民多依赖山林、渔业与手工业为生。这种地理环境让严州既受江南文化影响，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人文风貌。

历史上严州府下辖建德、寿昌、淳安、遂安等县，建德为府治。清末民初行政区划改革后，严州府虽不复存在，但建德县保留至今，成为承载严州历史记忆的核心。

地处浙江西南群山的建德，自古以“一水一山”闻名。“一水”即新安江—钱塘江上游干流，源自徽州，是通往杭州的水路要道，唐代起便是重要贡道，经杭州可接入京杭大运河，连接江南与华北。“一山”为因北宋方腊起义闻名的乌龙山，雄踞江畔。建德县城依乌龙山南麓而建，城南新安江穿流而过，山水相依。

浙西南山区虽封闭，但严州依托钱塘江与杭州相连，成为内陆与江南的水路枢纽。作为钱塘江上游重镇，严州既是物产中转地，也为下游输送物资。青石、木材、桐油、漆料等山货顺江而下，而江南平原缺煤，严州的柴薪与木炭成为杭州及江南取暖、手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建德北部坌柏的百姓以砍柴制炭为生，再经水路运出，水运的低成本优势使其成为主要运输方式。

千百年来，江南水路不仅承载商贾百货，也传递文人旅思。新安江、富春江与钱塘江串联起徽州、严州与杭州，带来沿线繁荣。即便民国时期公路通车，水路仍因运费低廉占据区域运输主导地位。

这种水路交通格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打破。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阻断了徽州至杭州的千年通航；1969年富春江大坝合龙，严州与杭州的水道也被隔绝。取而代之的是千岛湖与富春江水库，沿岸古镇村落沉入水底，昔日市集喧嚣与江上帆影成为建德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源自江南

伍子胥虽未到过建德，但他的故事从苏州沿江南水路传播至此。宋代起，建德地方志与乡里记忆中便有伍子胥祠庙，还有以其命名的溪流、渡口与村落。他的“忠烈”形象先被尊为忠臣神灵，后因水乡对祈雨、护堤与航运安全的需求，又被赋予水神职能。伍子胥传说与奉祀的传播，是沿水而行、随人迁移的流动信仰史。

明清时期，琉球贡使从福州登岸后，多沿新安江—钱塘江北上接入江南交通网。闽人及其海外后裔是琉球朝贡与贸易的主要参与者，明初“闽人三十六姓”入居琉球，世代参与朝贡，妈祖信仰也随之东传，琉球久米村曾建有三座天妃宫。而严州作为内陆山区，尚存乾隆十六年（1751）的天后宫，为闽人海外贸易与域外信仰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从北京返程，11月9日抵杭州后，多数成员沿钱塘江南下赴广州。船队行至严州时，与北上的琉球使团相遇，这是琉球与英国的首次官方接触。据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记录，两位年轻琉球使臣介绍琉球港湾优良、无海禁，产铜铁与茶叶，邀请欧洲商人赴琉经商，展现出强烈的商业意识。

当时琉球仍遵清朝朝贡制，而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旨在请求扩大通商。严州境内的这次邂逅，是东西方贸易制度的短暂交会。琉球使臣的经商邀请，既反映了朝贡体系对外部市场的回应，也暴露了其处境的忧虑——琉球既是清朝朝贡国，也是日本萨摩藩臣属，在两个朝贡体系间斡旋。1872至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设冲绳县后，严州北上的贡道便再无贡使行迹。

在海外发现江南

宋室南迁改变了区域格局，严州作为腹地得以发展，城市兴衰与南宋命运相连。南宋灭亡后，宋人的记忆与叙事随人口迁徙跨境传播，成为跨国信仰。其中源出严州的“杨太后”跳海殉宋传说，在南海沿岸广为流传，成为越南海神“南海四圣娘”的重要原型。越南沿海庙宇与港口市镇中，圣娘祭祀常与航海平安相关，香火旺盛。

崖山之战后，陈宜中率上万南宋军民远走越南，他们携带的记忆让杨太后的忠烈与母仪形象在越南本土化，成为“南海圣娘”来源之一。越南兴安地区还奉祀杨太后的妹妹“杨贵妃”，金洞县香杨村有“宋杨贵妃祠”，该村旧名“华杨村”，邻近黎朝商贸重镇铺宪，是越南北部外贸中枢，华人聚居众多。市舶网络与侨民社会的结合，为“宋杨贵妃”信仰在海外延续提供了社会基础。

随着华人社群在海外扎根并与在地社会互动，越南民众逐渐接受“南海圣娘”“宋杨贵妃”等信仰，并演化出本地版本。越文史料《南海四位圣娘谱录》《皇越一统舆地志》记载：杨太后与公主投海后化为海神，漂至乾海门，被越南百姓立庙奉祀。14世纪陈朝时，这一民间信仰获官方认可，被敕封为“国家南海大乾圣娘”，完成从侨民信仰到国家祭祀的转变。

南宋灭亡后，严州与杭州间的水路贡道并未中断。因这条贡道北接杭州、再通北京，严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东南及海外使节北上的要冲。南亚与东南亚贡使乘西南季风到泉州、福州后，经衢州—金华转入钱塘江上游的严州，再达杭州，元代更可沿运河至北京。

2024年，摩崖石刻爱好者发现一方刻有“建德文武官员迎接、护送占城国贡物过境”的摩崖石刻，为这条古老贡道提供了新证据。1322年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其游记中关于钱塘江上游的记载与严州细节吻合，还生动描绘了鸬鹚捕鱼场景。

鸬鹚捕鱼传统延续至清代，《乾隆建德县志》记载钱塘江上“九姓渔民”仍“操小舟、养鸬鹚”为业。鄂多立克来华前后，马可·波罗自大都南下泉州、伊本·白图泰自泉州北上，均途经严州一带。鸬鹚捕鱼等江南风俗借旅行者与使节的文字、口碑外传，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元素。

作为连接内陆与海外的重要节点，严州是贡使、商旅与信仰的交会地。正如作者所言：“严州虽小，建德虽偏，却属于跨地区、跨文化乃至跨国的世界，其意义超越了政区划分的狭隘与封闭。”从严州与建德回望，看到的是纵横交织的历史脉络，而非江南一隅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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