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徽商研究“活资料”：《口述徽商》的价值与意义

《口述徽商》，由徐彬主编，方静、徐彬著，于2024年12月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徐彬、方静编著的《口述徽商》书稿摆在我面前时，我既欣喜又惊讶。欣喜的是，多年来我一直期望能有徽商的口述资料。早在十几年前，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时，就希望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纳入徽商及其后代的口述资料，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只收录了一些回忆徽商的文章，并非真正的口述史料，这一直是个遗憾。如今这个遗憾得以弥补，怎能不让人欣喜？

惊讶的是，这部《口述徽商》凝聚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编者介绍，从2018年初到2022年，他们用了四年时间进行线索搜集和实地田野采访。每确定一个口述对象，往往会牵动多人甚至几十人参与。四年来，团队成员不顾恶劣天气，行程七万公里，深入绩溪、歙县、婺源、休宁、祁门、黟县的大山深处，走遍徽州的村街小巷和水乡码头。他们做足采访前的准备，只要哪里有有价值的资料和口述对象，采访就延伸到哪里，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先后采访了166位末代徽商或家族后裔，整理录入127人口述，形成96份标准徽商个案口述史，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徽商史料。

在如今浮躁的社会，能不为名利，专心只为获取徽商口述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追求理想的人实在不多。因此，这部《口述徽商》显得尤为珍贵。

口述史是利用录音、录像设备，通过访谈收集口述史料来研究历史的学科和方法。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兴起后，受到学术界的日益重视并取得不少成果。徽学研究其实很需要这种方法，但几十年来却很少被运用，这是件憾事。好在如今终于看到了徽商研究领域的这一成果。

《口述徽商》共分九辑，涵盖茶商、盐酱商、杂货商、布漆商、当铺银楼、药墨商、木纸商、其他商、码头商贸等内容，十分丰富。我读完后有几点感想：

第一，本书的价值显著。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抢救了大量珍贵的徽商资料。过去研究徽商多依据家谱、方志、文集等文献资料，后来又扩展到碑刻、书信、账簿、报刊等，尤其是徽州文书的问世为徽商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但这些资料都有局限性。要么是宏观概述，让人连徽商经营的行业都不清楚；要么只反映徽商的某个侧面或细节，难以了解徽商及其家族的全貌。而《口述徽商》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不足，深化了我们对徽商的认识。

在徽商经营的行业方面，过去研究较多的是盐、典、茶、木、粮食、布绸、餐饮等行业，而对酱商、漆商、当铺银楼、纸商、码头商贸等行业研究较少。这些口述资料让我们了解了这些行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茶商，我们虽知道徽州人做茶叶生意的多，但具体情节不清楚。本书访问茶商最多，共35人，这些口述对象或本人是徽商，或为徽商后代，对父祖辈经商情况熟悉，能说出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让徽州茶商的形象鲜活起来。

过去因资料有限，我们印象中徽州的百年老店不多。读了本书才知道，徽商创立的百年以上商号很多。如徽商在北京开设的怡和泰茶庄经营了六七代；南通的洪立大茶业延续五代；歙县北岸吴氏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到沈阳经营茶叶，持续几百年；上海的汪福号南货茶叶店经营了五六代；绩溪城内西关章氏五代经营盐酱生意；山东临清的“汪济美酱园店”经营二百多年不衰；婺源浙源虹关詹氏元秀公及其后代建立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墨业世家。这些都超出了我们对近代徽商的认识，也让我们对传统观点中近代徽商开始衰落的说法产生了质疑。

书中的访谈均来自徽商后代，内容真实具体、可靠生动，再加上一些物证，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徽商的认识。有了这些宝贵资料，徽商研究乃至徽学研究有望上一个新台阶。

第二，作者为我们树立了口述采访的成功榜样。一是作者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方静退休后本可悠闲生活，但他怀着对徽商的深厚感情和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毅然踏上艰难的采访之路。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二是作者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口述采访看似简单，实则麻烦，有一套科学规范和严格要求。作者在采访对象选定和采访过程的各个环节都遵循科学规范。采访者采用口述与文书资料、现场实物、采访调查场景相结合的方法，以口述为主线，串联家族记忆、资料调查、现场讲述与家藏资料，确保口述文字的实证性、逻辑性和严谨性。通过口述者的联想和理解，将书证、物证与人证串联，形成有逻辑的证据链。

当然，采访并非每次都能成功。若口述者不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采访就只能作废。当口述者在关键问题上表述不清时，采访者会想尽办法搞清楚。为了解商人的世系，采访者会不厌其烦地寻找线索、登门拜访，直到看到确凿证据。有的采访还纠正了一些流传已久的错误。比如，通过采访汪民富并查看家藏资料，发现创办“济美酱园”的是汪永权的兄弟汪永椿，而非人们一直认为的汪永权。正是采访者严谨科学的态度，保证了这本书的学术质量。

总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采访者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第三，读完本书，我认识到口述资料是个蕴藏丰富的大宝库，因此呼吁大家赶紧行动起来抢救“活资料”。现在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在文书上，文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抢救“活资料”。这些“活资料”多是耄耋老者，时间紧迫。不仅徽州境内有不少“活资料”等待抢救，几百年来迁徙到外地，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徽商后裔中也有很多健在的老人，他们同样是珍贵的“活资料”，亟待抢救。方静在口述方法和实践上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呼吁更多有心人能像他一样，走上采访之路，抢救更多“活资料”，让徽商研究乃至徽学研究出现崭新局面。时间不等人，我们要只争朝夕。

徽学研究需要大批专家学者，高校和研究机构是主力军，但不能忽视徽州本土学者这支生力军。几十年来，徽州本土学者凭借自身优势，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像《口述徽商》若由高校学者独自完成，可能事倍功半。方静先生作为绩溪县徽学研究会会长，二十余年来主编《绩溪徽学通讯》，保存了大量绩溪徽商等珍贵资料。很多撰稿者如今已离世，若没有他的抢救，很多史料将永远湮没。我们要高度重视徽州本土学者的力量，希望更多本土学者行动起来，或独自研究，或与高校学者联合，推动徽学研究走向新高潮。

最后，除了《口述徽商》，方静还有一本《口述徽商·采访手记》，可视为《口述徽商》的“副产品”，值得一读。它不仅增加了口述采访的可信度，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采访者的艰辛与苦乐，是一种间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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