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历史学家总结的‘城市经验’依旧实用

在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逝世50周年之际，他晚年主编的重要著作《命运之城》中文版出版。1967年，汤因比邀请了来自英国、法国、比利时、希腊、俄罗斯、墨西哥、美国等多国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小说家，这些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作家分别撰写“历史上的城市”，内容从公元前400年的雅典一直覆盖到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汤因比打破了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从全球城市发展的视角重述了人类文明简史。

本书的主要译者、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陈恒，以及华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将《命运之城》形容为一本特别的“大家小书”，这是大学者们写给大众的书，在上世纪中叶给欧美读者带来了很大启发。

汤因比在书中表达了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信心，他还曾把上海类比为2000年前环地中海地区最繁华的亚历山大港，这会让中国读者感到亲切。而且，本书讨论的20世纪上半叶欧美面临的“巨型城市的机遇和困境”，当代中国读者很可能感同身受。所以，这本60年前的著作并不过时，中译本的出版正当时。

“大”写的城市

陈恒对英文版《命运之城》的直观感受是“大”。

书的开张比《辞典》还要大一圈，书中配有大量大幅图片，与学者们的文字相配合，具体呈现了“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港”“隋唐的长安”“穆斯林的科尔多瓦”“15世纪的威尼斯”“歌德的魏玛”“莫卧儿王朝的阿格拉”“墨西哥旧王城特诺奇蒂特兰”，让读者能直观地“看”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名城。

其次，汤因比邀请的作者是当时活跃在历史、艺术史、文学和人类学各领域的大家。更难得的是汤因比作为主编所具有的大视野。著述内容的时间跨度涵盖了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从新石器时代巴勒斯坦的耶利哥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东部大都市群。汤因比不以民族国家、语言或洲际的界限来区分城市，他把从古到今的城市分为三类：古代城邦、首都城市和巨型城市。他选择讨论的“城市”地理跨度极大，不局限于地中海文明，从地中海东岸延伸到两河流域和东亚，向西越过大西洋，欧洲殖民者闯入之前的古代中南美洲也进入了他的视野。

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历史研究仍围绕欧洲中心主义，而汤因比不仅强调“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上海”在全球城市文明版图中的位置，还不惜篇幅论述“中国首都变迁过程所体现的政治文明”，表达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自信。这样的学术立场在欧洲同行看来非常激进，但时间证明了这位老人是有魄力、有前瞻性的智者。

这本书也体现了汤因比强大的学术组织能力。当时，他已陆续完成了累计700万字的学术巨著《历史研究》。但当他渴望唤起大众思考“文明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时，他主动选择跨界。他本人的思考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学科之间的分隔，还通过和更多学者、作家的集体写作，在合作中用亲民、接地气的文本表达学术观念，把艰深抽象的文明观念融入具体的城市、融入通俗易懂的城市阅读。

罗岗对此很认同，他表示，阅读《命运之城》让他看到文明的具体表达是城市在发展中形成特定的灵魂和性格，就像植物在不同的风土里长成不同的样子。例如，南亚游牧民族经历持续迁徙，毡布帐篷逐渐变成石头帐篷，从而形成了古城阿格拉。在德国的中心地带，以歌德为代表的一大群知识分子给那个小公国带去了全欧洲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造就了魏玛。在这些例子中，宏观的时代和政局、特定环境的地理水土，以及人类个体的具体行动，共同构成了文明发展演进的拼图。陈恒补充说，他译完《命运之城》后，某次从时尚繁忙的南京西路走到后街的小马路，安静的旧式里弄老公寓隐藏着海派文化的另一面，这一街之隔的“大情境”和“小情境”何尝不是值得书写的“上海经验”。

上海的15分钟生活圈和15分钟走完雅典老城

陈恒在中文版《命运之城》的序言里提到这本书的缘起。最初是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从1963年起每年召集跨学科合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洛会饮”，重兴古希腊的社交仪式，邀请数十位当世的专家学者在爱琴海的提洛岛探讨全球城市化的前景。汤因比受邀参加了第一届“提洛会饮”，他一直对人文地理城市保有研究兴趣，也渴望跳出20世纪60年代混乱喧嚣的西方社会，找寻一种可以被理解的秩序，这促使他编撰《命运之城》，并邀请道萨迪亚斯撰写这本集体著作的最后一章《未来的世界城市》。

60年前，汤因比和他的学术朋友圈以强烈的入世精神，唤起普通公众对全球城市化发展的关注，希望过往的历史经验能被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当代社会。时至今日，《命运之城》也成了一种等待被再运用的历史经验。

道萨迪亚斯召集“提洛会饮”，汤因比编撰《命运之城》，当时专家、学者和艺术家所面对的大环境是二战后的欧美城市急速扩张，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人口激增造成了巨型城市。伦敦、纽约、费城和波士顿这些特大城市是很难被人们具体感知的“庞然大物”，城市空间的演变和结构性剧变给普通人带来了很大压力。汤因比给出一张意味深长的对比图，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城区面积是1.8平方公里，而1960年的纽约地理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1.8平方公里的雅典，意味着这个城市的面积和现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差不多，城中生活日常“15分钟步行可达”。

陈恒和罗岗笑谈，书中提到的案例和数据，常让人“错把他乡当家乡”。比如，“数量惊人的工人乘坐地铁、公交、私家车和渡轮涌入涌出，交通是至关重要且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更多的人，更多的汽车，更多的办公楼，更多的公寓，随之而来更多的问题。城里人出生在这个国家各处偏远的地方。这座城市的繁忙吸引着大量的人，它是国家的金融和艺术中心，它是年轻人、乐观者和野心家的圣地。”这写的是纽约，但恐怕会让上海人深感认同。而且，汤因比想念并向往“15分钟步行圈的雅典”，上海当下的城市建设追求的“15分钟生活圈”，两者不谋而合。这些都证明，《命运之城》所具备的问题意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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