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探寻全球经济低迷下的内生增长动力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2000年笔者回国前，师弟师妹们都热衷于学习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教材。当时的经济背景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经济增长长期疲软，世界经济如何再度繁荣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让世界认识到，除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外部重要性，还应重视教育、金融、知识传播和激励机制等无形资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边际效应带来的颠覆性转变，这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魅力所在。

如今，我们所处的全球经济环境可能面临比上世纪90年代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并非源于经济周期波动，关税举措等反而抑制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适得其反。

虽然“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驱动要素存在双刃剑问题，但只要处理好其两面性，营造内生经济增长软实力的驱动力，那么“破旧”释放的宝贵资源和“立新”带来的好处，将远大于其负外部性。这或许是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所需树立的正确理念和行动方案。此外，此次三位学者获奖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他们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通过与中国相关机构的学术交流，探索其研究框架中对中国发展有建设性意义的元素。

内生增长理论具有时代意义

从三位学者的研究问题和视角，能感受到他们研究成果的时代意义。

美国学者乔尔·莫基尔从经济史角度观察知识与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尤其是对技术变迁、工业革命起源的因素考证。他提出“知识解释”工业革命，强调英国工业革命源于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变革，特别是实用知识的积累、编纂与扩散，而非仅依赖资本积累或单一制度因素。他的研究还主张，欧洲当时的启蒙运动与包容性文化塑造了求真、实验和实用主义的知识生态。他将经济史与思想史、科学史相结合，强调非计量证据与“制度—文化”机制，这种研究方法对产业组织、创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跨学科影响。

菲利普·阿吉翁的核心理论贡献是“熊彼特式内生增长模型”，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旧技术被新技术淘汰。他将创新激励、市场结构与增长内生化，强调垄断租与竞争的双重作用，发现了倒U型关系，即把握“竞争促进创新”的最优度问题。适度竞争能提高“逃逸竞争”式创新激励，但竞争过强会削弱租的回收，过弱会削弱追赶动机，都会扭曲创新激励。如今我们重视“反内卷”、提高开放度、发挥“鲶鱼效应”的创新激励，正是这种智慧的体现。

要创造包括创新驱动要素在内的经济增长新格局，需重视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即重视产权、金融发展、教育、人力资本、国家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补性，并体现在“适配性增长政策”中。不过，内生增长存在负外部性，会带来不平等再分配的收入效应，即创新驱动的增长会使传统产业被替代，机会和收入向先发优势的创新行业倾斜，导致一定的收入不平等。但通过及时构建教育、社会保障与竞争政策，这种暂时性的不平等现象有望被包容性增长化解。

阿吉翁把熊彼特的观点严格建模并与实证体系对接，其方法和理论体系已成为现代增长理论与产业组织—创新交叉领域的主流框架。彼得·豪伊特与阿吉翁教授共同奠基熊彼特式增长框架。他将金融摩擦、市场结构、错配的市场摩擦导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探讨信贷约束、知识扩散、制度质量对创新的影响。他和阿吉翁教授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教科书（译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一代研究者的建模训练影响深远。

总之，三位学者都聚焦“创新—知识”这一长期增长的核心引擎，但视角不同。此次诺奖授予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研究成果具有互补性：莫基尔教授提供“深根”，即观念、文化、社群与制度演化；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提供“机制”，即竞争、知识产权、研发激励、创造性破坏。结合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设计既重视激励又重视知识扩散与开放科学文化的创新政策。

诺奖评选更加重视实践意义

今年诺奖评委选择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三位代表者，体现了对他们研究成果现实意义的重视，具体如下：

首先，为创新驱动与生产率放缓提供对症框架。当前多数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放缓，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的熊彼特式增长框架将“创新速度、进入/退出、竞争强度、知识产权与人力资本”与长期生产率直接挂钩，为决策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药方，如竞争政策、IP校准、研发补贴、教育结构等。此外，推动绿色转型与方向性技术变革的增长要素至关重要，阿吉翁教授等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强调“价格信号 + 研发支持”可将创新从“脏技术”转向“清洁技术”，在碳中和目标与产业政策回潮的背景下，具有高度现实性。

其次，把握地缘政治与知识生态的韧性关系。莫基尔教授关于“有用知识”生产—扩散体系、启蒙式开放科学文化与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作用研究，为应对知识碎片化与科技国际竞争挑战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开放交流、标准化与职业共同体是持续创新的关键公共品。

第三，强调包容性增长与结构性转型的必要性。阿吉翁教授等关于“竞争—创新—不平等”的分析表明，配套的教育、社保与劳动力再培训是将创新红利转化为广泛福祉的必要条件。当然，其观点是否具有超越各国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普遍性，还需更多研究论证。

诺奖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建言

三位学者与中国学者交流密切。莫基尔教授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2015年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2019年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汇丰经济讲堂邀请，做了主题为“The Enlightened Economy ”的讲座。

阿吉翁教授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杰出访问教授”，还多次访问北大发展研究院和上海交大高金学院。豪伊特教授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的邀请来进行学术交流，他虽性格内向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在中国记者面前坦诚谈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

根据归纳，他们主要从四个方向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

一是强竞争但不过度垄断，提升创新激励。建议在关键行业降低进入壁垒，强化并购审查与反垄断执法，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同时保持适度知识产权激励，避免“专利丛林”。预期效果是提高“逃逸竞争型”研发，促进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重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前沿距离与政策适配。靠近技术前沿的行业应更强调竞争与原创研发；远离前沿或追赶型行业应注重吸收能力、技术引进与标准化推广。对中国而言，东部沿海地区与头部城市群适合强化竞争与基础研究资助；中西部和传统制造带则应重在职业教育、工艺改良与扩散机制。

三是方向性技术变革与绿色转型。建议通过碳价/排放标准、绿色信贷与政府采购，推动研发从“高排放老路径”转向“清洁技术”，抓住新赛道的先发优势。对中国而言，应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储能与电力电子领域，将“标准 + 碳价 + 补贴”协同，引导专利与人才流向清洁路线。

四是知识生态与开放科学文化。建议建设工程师共同体、行业学会、标准化与可复现的技术手册体系，推动“有用知识”快速编码与扩散；鼓励开放、同行评议与跨学科协作文化。对中国而言，应在先进制造与工艺改良中，建立跨企业的知识库、手册与试验标准，缩短从实验室到产线的迭代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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