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危城》：宏大历史的独特文本造型

在某种程度上，非虚构是一种权宜的命名，它是否定式的，且宽泛得似乎没有明确的外延和边界。每一位有志于非虚构创作的作家，都需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来构建肯定式的形式。因此，探讨赵柏田《生死危城》的文本造型很有必要。

面对一场战争、一座危城以及一项艰巨的工业内迁工程，一般可能会选择用小说进行以小见大的虚构创作，但赵柏田却采用非虚构的方式进行正面呈现。打个比方，他不是用孤舟独钓来衬托万水千山，而是如同王希孟直接绘制一幅《千里江山图》。《生死危城》延续了赵柏田“中国往事”系列的创作抱负和宏大蓝图，是他非虚构创作的又一重要板块。

评论家李敬泽说过，“非虚构的写作与其说是体裁问题，不如说是写作伦理和工作方法问题”。《生死危城》的创作既不避实就虚，也不化繁为简，展现出直陈历史的胆魄和知难而进的勇气。在工作方法上，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淞沪会战与工业内迁的复杂混乱中构建文本的秩序和结构。《生死危城》采用双线交叉的叙事结构，颠倒了事件层面的主次关系，让战争主线成为文本次线或暗线，将内迁的次线升格为文本主线或明线，把叙事焦点对准内迁，旨在将这次内迁塑造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战火中的大撤退繁杂无序，人物众多、事件纷繁远超以往作品，所以赵柏田放弃了以人物或事件为主导的叙事结构，抓住时间线索，以淞沪会战爆发日（1937年8月13日）为中间点，前后各写两章，写出内迁的前奏曲与进行曲，让整个大撤退有了如四季般清晰的秩序。

为呈现广阔的历史场景和复杂的人物事件，《生死危城》采用全知的客观视角，但不是云端的上帝视角，而是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作者视角，字里行间充满情感与温度。凭借细致的资料披阅和深切的田野调查，赵柏田能穿越并返回历史现场，目睹现场如现场直播，用过去进行时描述；补全前因后果用过去完成时，让一切清楚明了。由于形势危急、人事密集，《生死危城》的文字表达放弃了《南华录》的典雅和“民国三部曲”的从容，采用简净短促、直接准确的语句，以动词和名词为筋骨，少用或不用形容词与副词，读起来有峻急加速、惊心动魄之感。

赵柏田为非虚构文本找到了恰当的语体与语言，采用模拟与还原的叙述、文白杂糅的语言，打通现实与历史。从文本整体形态看，《生死危城》只讲述不描述，一段讲述后适时插入几句引文，讲述与引文交替推进，既有远观又有近看，引文均为一手资料，如当事人回忆或访谈。讲述用当代视角和口吻，加快叙事速度、提高书写效率；引文模拟人物语气还原历史现场，拉近读者与事态的距离。在具体讲述或造句方式上，赵柏田投身民国叙事已久，有娴熟自如的叙述能力，除运用文言字眼模拟民国腔调、用翔实数字与清单增强叙事细致性与真实性外，他的讲述还常与人物访谈或电报语言拼接，甚至在同一句话里嵌入当事人回忆录或日记里的字词，营造出鲜活的历史现场感。

如果说读《繁花》不能错过“不响”，那么读《生死危城》要抓住“不提”。赵柏田在讲述某人某事结尾，偶尔缀以“不提”，如“第一批到克虏伯的二十人……此是后话不提”“因薛福基赍志而殁……此是后话不提”。这些“不提”看似小细节，却体现了他对非虚构写作边界与方法的探索和拓展。因为再客观呈现、模拟贴近，也无法穷尽所有真实性和可能性，不可能写出所有事的前因后果和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不提”暗示了命运的深不可测，触及历史的复杂性与深广度，提升了非虚构文本的想象空间与文学品质。

《生死危城》在淞沪会战结束之日收尾。借助21封完整保存上海工厂迁移报关机件清单、工厂负责人和领队工人名录的电报底本，以及一份长长的工厂迁移死难者名单，这场战火中的工业内迁落下帷幕，这场规模浩大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戛然而止：“那一刻，他觉得他们并没有死去。他们继续活着，在未来中国工业的血液里。”这21封电报和迁移死难者名单，如同庄子《秋水》中海水所归之尾闾，让浩繁叙事千头万绪归一，使宏大文本收束得当、绾结有力。

（作者系作家、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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